吹响在浙西深山七十三年的“集结号”

    几年前，一部名为《集结号》的电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片中主人公谷子地多年不忘为出生入死的战友搜寻遗骸的故事，让人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大家所不知道的是，在湖州，也有这样一曲在现实中吹响的“集结号”。

    一位名叫郎玉麟的老战士，为了让世人记住那些曾与自己在抗战中出生入死的战友，自己循着历史线索去追寻战友们的足迹，自费建成了一座“郎部公墓”，一直坚持为战友们守墓的老人已去世多年，将为这些英雄们守墓的接力棒，交到了儿子手中，郎家两代人已陪这些长眠的英雄们达73年。

    在抗战胜利69周年之际，我们来到湖州弁南乡潘店村，追寻这个感人的故事。

    郎玉麟的儿子郎民苏刚从美国探亲回来，得知我们前来采访，欣然应约。“郎部公墓是我父亲于1941年开始建立的，后经多次补充、修缮，如今已长眠了23位父亲的战友。这其中大多是被国家承认的烈士，也有部分至今身份尚待确定的英雄。他们都曾与我父亲一起参加过革命，且早早牺牲。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时刻挂念着葬在公墓的兄弟们，他说这些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自己还活着，必须为他们做些事情！”

    郎民苏开始回忆起从郎玉麟听来的一个个故事。我们的思绪也跟着来到那个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年代，重温那一位位英雄用生命谱写的爱国战歌。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提出了在敌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年11月5日，侵华日军在平湖县登陆后，富饶的杭嘉湖平原相继陷入敌手。山河破碎，国难当头。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浙西民众纷纷揭竿而起，抗日救国。

    在湖州潘店小学教书的进步青年郎玉麟看到山河沦陷，心急如焚。正在报国无门之时，朋友贵诵芬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时任上海市青浦中心县委书记的王文林，另外一个是彭林。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二人并未向郎玉麟过多的解释自己的身份，但怀着同样的报国热情，他们共同于1938年1月成立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武装——“吴兴抗日游击大队”，群众亲切的称他们为‘郎部’。郎玉麟任大队长，王文林任政训员、党支部书记，彭林任大队参谋。

    “我父亲非常佩服王文林，别看那时候他只有24、5岁，但他却是当时整个郎部战斗经验最丰富的人，他曾经给大家主讲民运课，具体闸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让很多老百姓了解了我党的抗战政策，而且还带领大家打了几次胜仗，收缴了敌人不少枪支，很是鼓舞士气！没想到，有一天，不幸的事发生了。”

    “那是1938年3月的一天，王文林带领战友们从天目山领枪回来的路上，遇上了鬼子的‘扫荡’，他们跑得很疲乏，他身上也负了一点伤。当晚他们找了个僻静处休息。谁料到，第二天一大早，又遇到了一股红枪会的袭击，人数很多，漫山遍野地袭来，他们预料到这是一场恶斗。王文林身体不好，我父亲决定叫他马上带领队上的女同志和老弱病号先转移，其他人员则拿上从天目山领来的枪支和原来剩下来的一些枪，迅速占领附近山头的有利地形，准备万一不行，就坚决自卫还击，再也不能拿枪白送人了。”

    当郎玉麟和他的战友们迅速占领附近山头的时候，王文林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走出村子，陷入包围。这时，王文林万般无奈，便根据以往在西乡和当地红枪会打过交道的经验，挺胸而出，大声对涌上来的红枪会讲道理。但是王文林这一次碰上的，是一群根本不讲理的狂人。在其野蛮头头的唆使下，红枪会员们冲上来就用红缨枪向王文林同志身上乱戳，王文林顿时倒在血泊之中。匪徒们见其没死，按头领的意思，把他一直拖到东面三里外的红山岭上，举起长枪又是一顿乱戳，直到他再也不能动了。当时他年仅25岁。

    郎玉麟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下了《王文林同志的牺牲》，他还在文中写道：“王文林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平生最崇敬的战友之一。我们相处虽刚满半年，但在战斗生活中结下的友情，却可比高山，可比大海。他有民族气节，有共产党人宽大的胸怀，有政治家的谋略和远见，是一个很有领导才能的优秀的党的工作者。他为了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解放，转战南北，至死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家庭情况。这样的好同志，好战友牺牲了，我们全体战士都无限悲痛。后来，我们把他的遗体运回潘店，安葬在“郎部公墓”，并立碑纪念。”

    郎民苏指着他父亲写的回忆录对我们说：“王文林的墓就建在如今郎部的正中央，我父亲生前每次去墓地都要在他墓前说说话，聊聊他们当年短暂相处的一些往事。”

    郎民苏还告诉我们，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最令他父亲痛心的是战友周少兰的牺牲。

    周少兰与郎玉麟曾是同学、同事，抗战后又成了战友。当时的周少兰在长兴虹溪区署当区队长，他提出要假意投降日寇，在日本军队里组织一支伪军，再拉出来进行抗日。游击队里另一名叫李谟焯的也坚决要求一起去。经过反复商量后，郎玉麟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当时，在湖州西门外还驻扎着一支汪伪的特务连，他们平时鱼肉乡里，无恶不作。老百姓对这些伪军恨之入骨。抗日大队决定消灭这支伪军。于是，周少兰与李谟焯改变了“投降”对象，来到伪军连里，很快掌握了伪军连详细情报。

    1941年4月27日晚上，由周少兰与李谟焯带路，郎玉麟带领40多人组成的短枪队乘着黑夜，从西门横渚塘桥与南门驿西桥之间秘密渡河后，横穿公路，摸到伪军附近，然后兵分两路：李谟焯率10多人攻打公路大桥上的碉堡，郎玉麟率周少兰等20多人攻打营房。

    短短的几分钟内，这支伪军除了少数几个跳窗逃走外，其余都被歼灭了，还缴获了轻机枪一挺，短枪六七支，步枪40多支，取得重大胜利。但这次战斗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周少兰英勇牺牲了。

    “后来的战斗中，越来越多的‘郎部’战士为国捐躯了，每思及此，我父亲都非常难过，他总说‘这些人都是相信我，才加入了抗战的队伍，他们对我充分信任，可是我却没能带领他们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不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活的不安心呀！’”郎民苏回忆着他父亲生前为郎部公墓所做的点滴，“他说活着的人必须为这些牺牲的烈士们做些事情，这里葬着的部分英雄都像王文林一样真名不可考，家人找不到，有的连遗体都没了，他们都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付出了生命，我们这些活着的、知道他们的人怎么能不努力为他们做点什么呢？而且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比不上他们所做的贡献呀！”

    1954年郎玉麟因蒙冤被迫转业，一家人便辗转去了西安，这一呆就20个年头。时代变迁，命运沉浮，郎玉麟从未放下他对郎部公墓的牵挂。

    “郎部公墓在六十年代的时候被破坏，刚一平反，虽然我们一家还身在西安，但我父亲已经开始筹划郎部公墓的重建，给你看样宝贝。”郎民苏说着便走去房间给我们拿出了一本书页已经泛黄的《重建郎部公墓卷》，里面记录着这样一段话：

    “我有个关于修建郎部公墓的设想，郎部公墓是我在1941年为了纪念抗战牺牲的战士们，从部队经费中拨款修建的，不幸在十年动荡中被毁，需要按其原来面目加以修复。近阅《浙江省湖州市地志名》一书中，把郎部公墓列为湖州市唯一的革命纪念地，并与飞鹰寺、铁佛寺等名胜古迹齐名，因此更坚定了要把郎部公墓重加修复......”

    “这个是我父亲1985年写给弁南乡人民政府的信，你们再看这‘郎部公墓’几个大字是国防部长张爱萍题写的，现在去郎部公墓那就能看到张爱萍写的这几个字，这是我父亲保留的原版。”郎民苏小心翼翼的合上这本珍贵的资料。

    “其实说来惭愧，因为我是做工程的，以前忙于自己的事情，也没想过问父亲的经历。直到我51岁那年，看父亲被开除党籍30余年仍孜孜不倦的写入党申请书，从1981年便开始为郎部的重建做着努力，我突然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什么。我父亲虽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把写下的数十本日记留给我了，还有《重建郎部公墓卷》等等老物件。”郎民苏摇了摇头，继续说到，“现在想来很后悔，如果当初能在父亲在世的时候多听他亲自讲诉，也不至于如今只能翻阅这些物件了解父亲的经历了。”

     “前几年，父亲身体好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要陪他去郎部公墓好几趟，他当时说自己不是烈士，没资格和烈士们一起葬在公墓里，他希望把自己的坟墓建在山脚下，继续守护这个公墓。他还希望公墓能有人管理，打扫，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说到此处，郎民苏深吸了口气，“从1986年开始，公墓便有湖州市民政局和杨家埠街道、潘店村共同管理，他的愿望都实现了！”

    2006年12月17日，抗日老战士郎玉麟因病医治无效在湖逝世，按照老人生前的意愿，其遗体捐赠于湖州师范学院医学院。如今，公墓由政府接管，郎民苏继承父亲遗志，继续为郎部的英雄们守灵。在各方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开始认识、了解郎部公墓的故事。

    潘店村支书王明江负责管理公墓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郎部公墓，村里的人都知道，每年清明节也会组织中小学生来这里扫墓，缅怀烈士先烈。很多村民也会自发组织。平常也有一个专门的清理者打扫公墓。”

    “之前小时候也会跟着父母来这里，当时这里的路也特别不好走，那些墓也是土推的，现在道路都修得很好了，前年新修的这条游步道还是郎民苏亲自设计的呢。”王明江自豪的说，“说实话，因为有这座公墓在，我们村的人从小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就多一些，素质都比其他地方的人高呢！”

    山风习习，郎部公墓依然是那么寂静肃穆，那些碑文上的字迹随着岁月的流逝也渐渐模糊，我们依然能看到朗玉麟为战友们付出的那份执着，他希望这些和他一起战斗的英雄不要被历史遗忘。他做到了，现在这里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八一等节日都会有村民自发前来扫墓，缅怀英雄们。

    看着长眠于青山下那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我们肃然起敬。我们更希望，那些前来扫墓的人们留下的花圈，能变成套在“烈士”们脖子上的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