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申遗成功 意味着我们肩头责任更重

　　张书恒，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全程参与这次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是运河申遗专家组成员之一。

　　昨天上午，在全城静候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好消息时，我敲开了张书恒位于浙江省考古所的办公室。她从满屋的书籍中抬起头，短发，声音温和地接受了专访。

　　浙东运河为什么也列入？

　　对大运河申遗，最先引起重视的是京杭大运河，后来隋唐运河也进入专家们的视线。

　　隋唐运河是隋炀帝杨广挖掘的，以洛阳为中心，包括了通济渠、永济渠等早期的运河，虽然目前有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遗存情况复杂，但对于它的价值，没有人怀疑，大家都认为它对于隋唐时期中国的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浙东运河为什么也被列入呢？

　　“事实上，浙东运河对于中国的运河发展史、漕运制度的研究、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张书恒说。

　　浙东运河联通浙东腹地，当时富饶的浙东平原的物产通过它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杭州，再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和其他城市。因此，沟通了运河、钱塘江和浙东运河的杭州，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运枢纽城市，漕粮收集、转运量很大，在运河沿线城市中地位重要。

　　除了北上，因为浙东运河的存在，很多船只还可以“南下”。譬如，万一遇上旱灾，那么运输漕粮的船只就可以通过浙东运河，走宁波港，通过“海运”到天津港转运京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大运河申遗和西湖申遗

　　有什么不同？

　　2011年，杭州西湖申遗成功。时隔3年，大运河再次荣膺。两者有什么异同？

　　张书恒说，西湖和大运河虽然都是文化遗产，但各有独特的遗产价值，反映了文化遗产的不同类型。

　　大运河见证了中国漕运史，还代表了工业革命之前水利工程的最高水平。所以，大运河更多反映的是一种先进的工程、技术和漕运制度。

　　而西湖，是一种文化景观，体现了东方士大夫的哲学观念，是人对自然的雕琢、和谐共生的典范。

　　对于西湖申遗和大运河申遗的不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王喆曾作过比较——

　　“西湖申遗时，我们需要费力地让西方人理解，什么是‘天人合一’，什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出世和入世中进退两难的人生……而中国大运河长久的历史、巨大的规模、重要的作用，就不存在这样的难题。”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希望能寻找到同类遗产，可确实找不到。”王喆说，之前，世界上共有7条运河申遗成功，分别是法国米迪运河、加拿大里多运河、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比利时的中央运河、阿曼的阿夫拉贾灌溉体系、英国的旁特斯沃泰水道桥与运河、伊朗的舒希达历史水利系统。

　　它们在历史、长度和功能等方面，与中国大运河大不相同，其中一大部分是工业革命后的遗产。

　　运河申遗成功是水到渠成的事

　　运河申遗的成功，在张书恒看来，是长期艰苦努力、水到渠成的事。

　　“通过申遗，大运河在人类历史上的历史作用与遗产价值得到确认，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肯定。沿线城市的文脉与生态环境也得到进一步提升，重要的是，通过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城市的知名度与文化软实力得到提升，人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好。”

　　“但是，我们在陶醉在世界文化遗产带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肩头的重任，就是按照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要求保护、守望、传承好大运河这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后，这份责任更加重。事实上，当我们递交申遗报告的同时，就已经向国际社会做出了一份郑重承诺。”

　　张书恒说，一旦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就得遵守世界遗产保护的规则，“这对杭州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是一件好事，有利于促进我们的遗产保护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