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环境专家杭州支招“垃圾围城”困局
浙江日报杭州5月8日讯(记者 王庆丽 马悦) “垃圾围城”兵临城下,我们该如何应对?政府需要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焚烧处置对周边环境和居民健康究竟会带来多大影响?今天上午,受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等多位环境研究专家来到杭州,就老百姓关心的诸多垃圾处置问题答疑释惑。
综合利用是关键
政府监管最重要
专家简介:陈勇,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93年获得日本名古屋大学工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有机废物的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
“与其说是垃圾处置的问题,不如说是如何将废物综合利用的问题。”一开场,陈勇就以一种乐观姿态,谈起了眼下的“垃圾围城”问题。他认为,处置生活垃圾的第一步,就是要有效解决餐厨垃圾的回收利用问题,这种“连汤带水”的垃圾,是目前城市的主要污染源。
有舆论认为,近年来日本、欧美国家等的垃圾焚烧厂数量缩减,意味着焚烧这种方式正在被发达国家所淘汰。“关停并非因为技术原因,而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垃圾减量做得到位,特别是大量的餐厨垃圾得到了有效的资源化利用,垃圾总量逐年减少。”陈勇说,以东京为例,原先的25座焚烧发电厂,现在已经停了10座,余下的也在陆续关停,就是因为长期“吃不饱”。
陈勇说,所谓“综合治理”就是填埋、焚烧等各种方法都要用,垃圾处理技术要多样化发展,并结合本地实际走因地制宜之路。随着焚烧技术的不断提升,二恶英等污染物已经能得到有效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落实监管责任:“其实所有的技术都可以实现无害化处理,关键在于政府有没有贯彻落实,是否真正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对相关企业的监管是否到位。”
陈勇建议把城市废物看作“资源矿山”来进行综合利用,致力于构建城镇“矿山”研究开发利用体系。他举例说,目前我国每年的人类粪便和畜禽粪便加起来有近100亿吨,每10亿吨粪便可以生产出1亿吨标准煤,而目前我国标准煤的年产量也仅为38亿多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由这些人畜粪生产出10亿吨标准煤,等于解决了全国约四分之一的能源问题。”
焚烧处置是主流
有效分类助减排
专家简介:张益,住建部科技委委员、住建部专家委委员、住建部环境卫生标准委员会主任、上海环境院院长。
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污染物是否会导致人体中毒、引发癌症?张益曾做过测试,在一家焚烧厂的最大落地浓度面前,即使24小时不睡觉,其进入血液的污染物浓度需要超过万年以上才有可能引起中毒。“二恶英不单是焚烧的产物,更是自然界的产物,相比抽烟所产生的气体以及汽车尾气、钢铁厂废气等,垃圾焚烧所产生的二恶英浓度,是所有‘冒烟’场合中最低的。”他这样说道。
据张益介绍,焚烧发电法起源于1890至1900年间,首先从丹麦、德国等欧美四国开始发展,现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垃圾处置的主流方式,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处理二恶英等有害排放物的新方法不断涌现,可以更加有效地减少污染物排放。
在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在不断完善。今年4月,环保部决定修改和完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其中备受关注的二恶英将由原有标准的1ngTEQ/立方米(1纳克毒性当量值每标准立方米),大幅降低至0.1ngTEQ/立方米(0.1纳克毒性当量值每标准立方米),与欧盟标准看齐,达到“史上最严”。新的环保法也即将施行,规定对限期未整改的污染企业将予以重罚。
张益同时指出,严格有效的分类回收,有助于降低垃圾焚烧过程中的二恶英排放量。例如,在日本,塑料或者电池就是绝对禁止焚烧的物质,因为焚烧含氯和重金属的物质,正是二恶英的主要来源。有效分类不仅有助于垃圾减量,也可以大大降低焚烧排放物中的污染物含量,也更有利于燃烧发电。
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推动分类。例如,德国主要是通过一套全产业链的垃圾处理系统,推动分类工作的开展实施,而在我国台湾,则是借助民间力量,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民动员参与分类。
他认为:“垃圾分类属于城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一个系统的顶层设计,并做好相关的基础设施配置,由政府牵头,通过组织、宣传、财政、发改委、城管等多个部门共同作用来完成。”
焚烧技术没问题
运营管理要到位
专家简介:赵光杰,高级工程师,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新能源工程总设计师,曾参与国内外20座垃圾处置设施的建造设计工作。
赵光杰重点介绍了他目前正在参与的两个海外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情况。据他透露,新加坡第六焚烧厂将于今年6月到8月间公开进行招投标,而此前,该国已经有5座焚烧发电厂,新建的第六焚烧厂日均垃圾处理量为2400吨。在科威特,一个日均容量为3000吨的焚烧发电厂目前也已进入预审阶段。
作为国际上知名的“花园城市”,新加坡对烟气净化的指标要求是否更高?赵光杰说,其实不然,新加坡政府事前已与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进行了交流,认为相关的排放指标只要达到欧盟2000即可,无需刻意再度抬高标准。
他表示,我国已经有不少发电厂已经达到了欧盟标准,“技术上都可以做到,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和有关部门如何去监督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