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把脉自贸区下的浙商机遇 浙商小切口大机会

　　 上海浦东自贸区基隆路1号，汤臣国贸大厦和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大楼并肩而立，门口人员进出非常频繁，天南海北循着隐约商业气味而来，他们中很多人还没踏进隔壁管委会门口，就被热情的业务员簇拥进了这幢楼。

　　汤臣国贸大厦，这个曾经的烂尾楼，如今摇身一变成代理公司竞相入驻的热门写字楼。三个多月来，这里一下子冒出来20多家注册代办企业，还有各种中介服务机构。

　　与热闹相伴的还有直线上蹿的租金。七八月份，外高桥一带写字楼平均报价为2元/平方米/天，从9月底开始飙到了4~5元/平方米/天，现在更是高达8~10元/平方米/天，个别写字楼还一房难求。

　　在这波热潮中，很多企业还是有点迷惘，大多数人抱着一种抢先进来占坑的想法。有些企业则担心具体的政策明朗后，门槛提高，就再也挤不进来。浙商的自贸区机会到底在哪里？在这个全新的游戏规则下，浙商该如何玩转市场？本报记者专程赴沪，倾听权威专家的看法。

　　浙商借力自贸区

　　三个方向可切入

　　陈波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秘书长

　　自贸区的亮点是开放、平等，不设门槛，这给中小企业众多的浙江开启了无尽的想象大门。当然，不同企业玩法也不同。

　　浙商参与自贸区有几个切入点：

　　首先，中小贸易型企业可以把自贸区作为外贸公司的注册地。自贸区在通关便利化方面有很多实惠的措施，比如先通关后报关，减少了货物的仓储成本，这对实力一般的中小外贸企业是一大利好。

　　其次，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往往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银行很难贷，民间借贷利息太高，资金断流如鲠在喉。这些企业不妨考虑到自贸区注册企业，取得较为低廉的资金成本，缓减中小企业融资难。

　　还有一个切入点，浙商可以联合起来参股收购，或与外资联手加紧改造一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和金融机构。这需要政府资本的必要引导，通过联合基金制的方式去参与。

　　对于急于走出去的浙江企业来说，自贸区也是一个桥头堡。陈波认为，从最初的贸易国际化，到更高阶段的资本国际化，浙商都可以从自贸区借力。

　　上海自贸区可以承担大宗商品如矿产品、铜产品的物流仓储，而之前必须借道新加坡、香港、韩国。浙江的大型物流企业可以考虑抢占先机。

　　金融创新

　　浙商不妨小碎步前进

　　杨长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

　　金融改革一直是块难啃的骨头，但自贸区开了口子。随着央行关于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的30条意见(下简称30条)出台，解决资本管制放松的问题，有金融冲动的浙商不妨去试试水。

　　浙商可以通过自贸区这个平台，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这对于浙商的国际化之路是一大契机。过去国内一些企业在新加坡等地设立的所谓“窗口”公司，现在可以直接放到上海自贸区。比如浙江企业可以从美国、香港、新加坡等低利率地区，获得资金成本非常低的融资，先调度到自贸区的专用账户(FTA)，然后再调度到浙江的普通账户，服务实体经济。反过来也一样。

　　自贸区可以成为资金流进流出的中转站和神经中枢，浙商在境外的股权、证券等金融投资领域的投资也可以变得更加便捷和自由化。

　　浙江民资充裕，而且有很深的民营银行情结，自贸区设立民营银行也存有机会。自贸区内的宽松灵活的金融投资机制也会给浙商资本的运行创造有利条件。尽管目前细则还没出炉，相关企业可以先行着手准备，小步前进。关于民间资本介入银行业，总体方案里有所提到：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在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加强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浙江有很多城商行在上海布点，现在就有机会递交申请，设立自贸区分行。

　　自贸区也要“小清新”

　　下游链条回报或更多

　　李娟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庄崚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副会长

　　除了金融、航运、贸易等相对“高大上”的核心领域，自贸区也需要一些“小清新”，相关浙江企业可以从中找些商机。

　　比如法律领域，虽然看似离核心很远，但是进出口贸易和海关相关的事务协办、法律咨询，甚至条文翻译或合约见证等，都离不开律师事务所。另外服装、饮食甚至许多结构更为简单，门槛相对更低的领域，都是上海自贸区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许多企业都盯准金融改革涉及到的几个核心领域的时候，反而意味着下游链条被赋予了更多空间和机遇。

　　再比如家具，浙江是家具生产和出口大省。自贸区内及周边包括办公家具、酒店、家居在内的商机，涉及智能化家具、绿色清洁家具、艺术家具等诸多领域，2013年至2015年需求量预测达到120亿元至150亿元。谁在自贸区家居贸易占得先机，谁就将在国内市场事半功倍。

　　相对于大企业，小企业通常更为灵活，可以把握住很多细分领域，通过彼此间的协作，甚至是与强势大企业的联合来完善服务、占领市场。

　　巧用游戏规则

　　拒绝野蛮生长

　　自贸区之于浙江，究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还是“大树底下不长草”？从自贸区挂牌之日起，圈内圈外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分别对应“溢出效应”与“虹吸效应”。

　　“虹吸效应”，简单地说，自贸区会在短期内吸走周边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高端生产要素。“从短期来看，上海自贸区似乎有一定的虹吸效应，但是从中长期看、从本质上看，溢出效应远远大于虹吸效应。”全程参与自贸区框架文件起草的张湧博士认为。

　　“自贸区最大的亮点是制度创新，而不是政策红利。”采访中，无论是自贸区管委会负责人还是专家，都反复强调这一点。如是表态，用意明显：自贸区的建设并不想“落俗套”，比如惯用的低税率、土地优惠等手法，而是需要通过制度和竞争来创造吸引力。

　　如是逻辑，制度红利也就不会带走浙江、江苏两地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当然，企业要有足够的竞争力，足够的国际业务，足够的国际发展战略，可以加入自贸区，否则就不必硬闯，毕竟自贸区的土地、人力成本都很高。再者，自贸区重在制度改革试验与可复制性，不在于招商引资，所以对周边开发区外资的吸附作用也不会太大。

　　金融具有广泛的流动性和渗透性，在重磅的金融改革利好下，浙江的企业有望通过开立上海自贸区离岸账户、自由贸易账户，更加灵活地利用海外的资金，同时实现中国资本走向国际。

　　“各地包括浙江在内，讨论的不应是对接自贸区的问题，而是共建共享自贸区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秘书长陈波建言。上海自贸区所具有的虹吸效应与辐射效应叠加，能够促使周边城市群更精细分工，中国城市发展到后期也会定位明确。

　　自贸区打开了一扇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你能捕捉多大的商机，完全取决于浙商自身。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游戏规则变了，这里通行国际化规则，浙商野蛮生长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