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大地震700余华工遭杀害 遇难者家属赴日维权

　　温州网讯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是温州人心头难以抹去的伤痛。
　　92年前的9月份，日本关东地域发生历史上驰名的关东大地震。其间，温州、处州(今丽水)两地旅日华工700余人惨遭日本悍贼殛毙，吉林留日先生魁首、“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也惨遭日本军警殛毙。
　　往年9月初，温州遇难者家族代表团赴日本东京，纪念温处两地旅日华工遇难92周年，向日本政府提出商量并要求赔偿。
　　前几天，代表团一行回到温州。但他们的维权之路仍在艰苦停止中。
　　赴日本纪念遇难华工
　　9月4日，应中日敌对协会理事林伯耀师长教员延聘，由遇难者家族代表周松权、白秀莲共7人，和温籍学者章志诚、乐清籍翻译郑乐静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日本东京，插手纪念温处两地旅日华工遇难92周年勾当。
　　9月5日，代表团一行人先到旅日华工遇害中央观赏并停止纪念勾当，个中也包含王希天遇害的中央。
　　9月6日下战书，代表团在日本东京开了一个悲悼会。会上，遇难者家族代表周松权讲话。周松权是瓯海泽雅镇桂坑村人，在那次惨案中，其祖父周可洪和周可其、周瑞楷一概村19人均遭殛毙，只需两人幸免遇难。
　　周松权说：“当祖父他们被殛毙的旧事传回村里，全村人万分哀思，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为了让悲剧不再上演，我在此停顿日本政府必需向在日本遇难者及他们的家族赔罪，以祭祀遇难者的亡灵。面临两地700多人的亡灵，若日本政府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说法，我们势必与日本政府抗争究竟，绝不迁就。我们停顿日本政府必需兑现1924年内阁决定的赔偿方针，停止合理呼应的赔偿。也应对中国700多名遇难华工设立纪念馆、纪念碑，铭刻历史，还本相给公共。”
　　9月7日，日本在野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吉田忠智接见了代表团一行，章志诚等人向他们论说了激烈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并抱歉的立场。
　　章志诚说，这已经是遇难者家族代表第三次赴日本插手纪念与维权勾当。2013年9月初，惨案发生90周年之际，遇难者家族代表团首次赴日。去年9月初，十余位家族代表到日本国会门口，举起横幅，并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示威书，但可惜的是，至今仍未取得日本政府的答复。
　　旅日华工与共济会
　　章志诚引见，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日本经济大生长而遍及贫乏休息力，因日本政府对中国人尝试免持护照政策，浙江东南部的温州接合部(今瑞安、瓯海和青田)山区农夫、手工业者纷繁到日本做工，发卖青田石货、温州纸伞等物品，和处置挑煤工、挖土工等体力休息，人数达3500～5000余人，一时之间构成了一个旅日热潮。
　　但在日华工遍及文化低下，生活生计坚苦，经常遭到日本人逼迫，部门华工遭斥逐回国。随后，日本遭受严重经济危机，日本人又将就业或惊骇就业的情感转嫁到华工身上。
　　为保护华工在日本的合理权益，1922年9月，中国留日先生王兆澄、王希天等倡议成立“侨日共济会”，成立了治疗、教导、慰问三个部，由王希天担负共济会委员长。共济会成立后，温州、丽水等地华工纷繁插手，会员一度达3000余人，在东京大岛町、神奈川、名古屋、大阪等处均成立了支部。
　　共济会成立后，日方对华工的不公待遇有所收敛，但一些深受日本军国主义陶冶的日本人，对共济会及华工诡计报仇。而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发生，竟成了日本悍贼残杀温州、丽水华工之机。
　　关东大地震惨杀华工案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里氏7.9～8.2级“关东大地震”，地震延续了8天，巨细震动多达1000余次，日本受灾十分严重。
　　关东大地震后，那时的北洋政府即刻做出施助日灾决定，并快速筹集20余万元捐助日本政府。而中国各地相继成立布施日灾个人。如瓯海道沈致坚道尹与外地官绅商学界倡议成立瓯海道属日灾布施会，策动各界人士召捐赠钱物资。
　　震后日本社会混乱，政府命令戒严。但是，由日本青年团、在乡甲士和警官戎行组成的“自警团”，竟乘社会混乱之际，打着“保持社会次序”的幌子，无故残杀在日华工。
　　9月2日上午9时许，日本悍贼300余人，手持凶器，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内，把栈里174名手无寸铁的温处籍华工喊至栈外一块荒地上， “佯言行将地震，须卧地上”。当华工们一齐卧地时，悍贼们即行乱砍、乱劈、乱击，就地打死173人，重伤1人。个中来自瓯海的重伤者黄子莲右耳后被击一大洞，鲜血直淌，昏厥畴昔，躺在积尸下，才免于一死。
　　接着，悍贼又在南千住、三河岛等地，以一样暴虐的手段，惨杀旅日华工，个中“以温属工报酬多”。王希天也在那时被残暴殛毙。
　　据统计，在关东大地震中，温处两地华工被悍贼杀死639人，伤61人，总数700人。瑞安湖岭片区旅日华工被杀死、杀伤56人；瓯海被殛毙130人。
　　冗长的维权之旅
　　距日本关东大地震惨杀华工案已92年，为什么直到比来几年才提出来维权？章志诚说，这是由庞杂的历史启事、国际国际方式发生严重修改而至使的。昔时，惨案发生的旧事传回国际，各地群众无不愤慨，停止气势浩荡的抗议。北洋政府亦向日本政府提出商量，但日本政府立场卑劣，推诿权利，袒护现实，以致这起惨案不了了之。不久，国共第一次协作北伐军阀，随后又有抗日战斗、束缚战斗等，此事便搁浅。
　　鼎新关闭以后，在遇难者家族的呼吁下，温州一些学者开端关心并研讨这一历史事务。而日本一些有良知的专家学者，如松冈文平、今井清1、田原洋等也纷繁关心查询拜访此事，并撰写了许多论着。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日本朋友、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任木富美子女士，两次离开温州，深切瓯海、瑞安、青田等地山区，调察拜候了关东大地震中幸存的老华工，记实了昔时旅日归侨、遇难者家族，撰写专着。任木富美子女士还策动日本朋友解囊，帮助温州在郊区华盖山重建“王希天烈士纪念碑暨温处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王希天纪念碑1926年在郊区华盖山落成)。至今，华盖山仍保留这块纪念碑。与此同时，她还在瓯海泽雅山区兴修小学。
　　随着学者研讨的深切，各项史料证据空虚，加上国际情势的修改，各项条件逐渐幼稚，终究增进了2013年9月该惨案发生90周年之际的首次遇难者家族代表团访日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