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政协，创新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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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近日在杭州市政协采访，亲身感受到，一系列理念、制度、工作机制和方式、组织建设的创新，让政协工作有了强大的创新引擎。

　　界别活跃，界别提案占提案总数的10%

　　政协由委员组成，委员以界别划分。但如何发挥好界别的作用，却是各级政协都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

　　与全国大多数地方政协不同，杭州市政协有一个特殊的机构——委员学习和工作联络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前身，是设在政协办公厅下的委员联络处。由“处”升格为“局”，为的是加强对界别和委员活动的联络、协调和服务。

　　不仅如此，围绕强化界别活动，杭州市政协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政协主席、副主席分别联系26个界别小组，并参加界别组织的活动；建立界别“召集人”制度，每个界别小组都确定两名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参政议政能力强的委员，负责牵头召集本界别的小组活动；每个月，主席或副主席都会主持召开界别委员约谈会，每半年召开一次界别小组召集人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根据界别活动情况，每年开展一次先进界别小组评比活动，评出若干个先进界别小组通报表彰……

　　由于界别不是固定的组织形态，除民主党派界别外，大部分界别组织相对比较松散，组织化程度不高，缺少必要的经费保障和物质条件。杭州市政协突破常规，为界别活动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和必要的经费保障。如今，杭州市政协的每个界别小组都配备一名熟悉本界别小组情况、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和文字能力的同志担任界别小组联络员；每个界别小组都有2万元左右的调研专项经费。

　　政协委员由各界别协商推荐产生，委员代表的是界别群众的利益。委员与界别群众联系是否紧密，关系到群众利益诉求能否得以充分表达。

　　为此，杭州市政协专门下发《杭州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实施办法(试行)》，要求每位委员除加强同本界别群众的经常性联系以外，还应至少固定联系5名本界别群众，每年通过谈心谈话、意见征询、情况通报、信息反馈等方式，做好联系界别群众的各项工作。

　　一系列建章立制的工作，让界别活动真正活跃起来。各界别小组每年都向政协全会提交书面或口头发言材料；每年界别提案占到提案总数的10%左右；以界别小组为单位的专题调研和视察开展得如火如荼；通过界别信息例会、界别座谈会、界别约谈会、聘请界别特邀信息员等形式，高质量的社情民意信息得以及时上报……

　　十八大报告在阐述协商民主时，专门提到要探索各种协商形式，其中包括界别协商。目前，有了深厚实践基础的杭州市政协正在进行深入调研、细化方案，努力推进政协平台上的界别协商。

　　机构“变身”，履职质量提高

　　专委会是政协工作的基础，直接关系履职成效。现在政协组织专委会的设置大体按照行业划分，如经济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等。

　　在杭州市建德市，记者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机构设置“一办六委”，即办公室、政治协商工作委员会、民主监督工作委员会、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委员学习和工作联络委员会。

　　给政协的三大职能设立专门机构，建德市作为杭州市政协机构改革的试点，目标是要提高政协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让“政治协商更加深入、民主监督更加有力、参政议政更加有效”。

　　2009年，建德政协机构一“变身”，便引发广泛关注，各地政协前来考察者络绎不绝。

　　意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耳目一新”：按照政府部门分工设置政协专委会，让政协有些疲于奔命，掌握的信息比不过政府、反应速度比不过政府，如何能够想到政府前头去？而按照政协职能划分专委会，则有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意思——格局大了，眼界宽了，可以腾出精力，做一些综合性、前瞻性的分析研究，“拿出点真东西”。

　　而另一类意见则表示了担忧：政协三大职能本身界限就不明显，三个专委会如何划定工作边界？同时，按照职能分会不会使得政协的议题过于集中，一些行业和领域会不会得不到重视？

　　试行3年多，建德市政协感觉到了明显变化：原来大部分工作只是参政议政，如今可以确定课题，充分调动各党派团体和各界别的力量，广泛与党委政府协商；可以与纪委、监察局联合向各部门选派民主监督员制度，创新形式增强民主监督实效。履职的层次和质量也明显提高，专委会不再局限于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而是从全局出发，提出一些有分量的意见建议。

　　显然，改革还刚刚破题。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机构非短时间可完成，现实中也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障碍，能否推广仍需在实践中继续锤炼和检验。

　　工作下沉，接地气更有效率

　　近年来，许多地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往往伴随着种种乱象。贿选、拉票、宗族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干扰屡见不鲜。在建德市，政协委员的参与，让选举变得不再波谲云诡。

　　在最近的一次村级组织集中换届中，120名建德市政协委员挂起胸牌，进村入户，担任“民主观察员”。他们的目标是，在选举前组织村民协商，尽可能达成一致。

　　他们的主要工作方式是谈话。集体座谈、个别交心，同自荐人谈、和老党员谈、与村民代表谈。先是充分掌握选情、了解民意，然后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展开协商。

　　位置超脱、享有威望的政协委员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可和信任，凭借这一优势，在18个试点村开展的75个协商事项中，达成共识的有70个，成功率高达93.3%。如此高的成功率让试点村的选风得到根本扭转，同时也减少了因选风不正带来的后遗症。

　　杭州市政协近几年来通过创新组织、机制，将政协工作向基层推进，其成效让人眼前一亮。如今在杭州市，有80余个乡镇、街道建立了政协工作委员会。

　　去年，杭州市政协又出台文件，要求委员除参加市政协组织的履职活动外，还要“深入辖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开展履职活动”，“积极支持所在区、县(市)政协，高新区(滨江)政协工委的工作，积极参与当地政协邀请参加的活动”。

　　工作重心下移引发聚合反应——委员找到了履职新感觉，群众多了一个表达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

　　协调关系是政协组织的一大优势，走向基层的政协组织，将这一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杭州市政协委员黄炳元曾开出杭州市第一间政协委员工作室，整日奔波于“鸡毛蒜皮”间，他在反映和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上，展现出一个政协委员的能量。

　　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认为，政协组织和委员的工作，如果不“接地气”，将直接影响履职建言的成效和社会影响力的发挥，“我们就是要通过制度化安排，通过互动、联动、走动，让政协工作更贴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