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州到杭州：一本抗战图书漂流记？丽水学院图书馆
作者：易永谊
温州网讯假如书籍也有生命的话，一本老书必然有一段漂流人生。大约五年前，笔者在浙江省图的周末书市上偶然淘到一本1940年出版于抗战大后方广西柳州的旧书，作者。该书封面上竖印书名《2000年中日关系发展史》，其中“2000”和“中日”横列且为红色，其余为黑色。版权页的信息有：著，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第二册，实价国币二元七角，发行者学用社，广西柳州四大，代售处各省各大书局，二十九年六月出版。
根据历史时间加以推测，最早的一个藏书印有可能是国立英士大学。1938年11月，浙江省国民为了照顾沿海沦陷地的青年学子有书可读，筹建了一个名为“省立浙江战时大学”的学校，继而在次年5月改名“浙江省立英士大学”。1939年10月，该大学在浙江丽水正式开学，拥有工、医、农三学院。三年后，英士大学为避站火由丽水南迁至温州泰顺。1943年3月，英士大学接纳东南联合大学，升格为国立英士大学，同时新增院。1945年11月，国立英士大学北迁至永嘉，后又转址金华，直至1949年8月被金华军管会解散。该书可能在此时期随着校产集中到省会杭州。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一册长达二十九页的“序言”中表达得非常具体。身处抗战大时代，坦言自己因中年体弱，只能以笔代枪，而不能投笔从戎。作者撰书回顾先秦至唐代的中日关系发展史，以国人对日本的轻视与。他表示：“我在军事上虽已不能做一个前哨的小兵，但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始终愿作一个披荆斩棘的小卒。”(第十一页)他的写作意图是鞭策国人自立自强，不要向日本侵略者。他认为“根本防御的方法，是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先整顿我们的阵容，巩固我们的壁垒，使我们的智识青年知己知彼，不为他人的虚声所，而失去自信心，以致一见人，膝头就软下来，摇摇欲拜了。”(第十五页)同时，在“绪论”中，作者提到“孙武说得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全面抗战的今日，将二千年来的中日关系史的发展叙述出来，以供国内外人士的参考，也许不是一桩徒劳无功的事。”从而，作者作为学者通过撰写此书参与抗战大业之中。
第二个藏书印的“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在1940年10月10日创办于贵州湄潭，初名“国立浙江大学实验中学”，同年冬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1942年春改名“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1945年秋又恢复“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校名，并于次年迁至杭州，1951年与私立蕙兰中学合并为杭州第二中学。二者相比较，可知笔者手里的《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首藏于1943年的国立英士大学，然后在1949年被收藏入“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因为此时该校的藏书印是年代的红色印记，书中出现十三次之多。第三个藏书印的“浙江省文教厅浙江大学合办师范专科学校”，即1951年夏浙江省文教厅与浙江大学合办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恰好同年“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被合并撤销，这本书又被收藏于浙江师范专科学校。该校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与其他学校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那么，这本书又被收藏于第四个藏书印所涉这个“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1958年，这个浙江师范学院又与新建立的杭州大学合并，这本书又被收藏于杭州大学，即第五个藏书印所示“杭州大学经济系图书资料室”。那么，最后可能是在1998年9月杭州大学被合并撤销之后，这本书就被当做废纸于旧书市场。
本文转自：温州网
最为奇特的是该书封面及背面有五个不同学校的藏书印，一是国立英士大学两种蓝色藏书印，封面上的较大且为椭圆形的“国立英士大学图书馆藏书”，书内页的较小且为圆形的“国立英士大学院藏书”；二是“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藏书”，该印较大，为红色圆形；三是“浙江省文教厅浙江大学合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图书室”，该藏书印为蓝色椭圆形，封面与书内页的藏书印都椭圆形；四是“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书”，浅蓝色圆形印，中间为篆体大字“藏书”二字，在第五三页处的印较为清晰；五是“杭州大学经济系图书资料室”，红色长方形印。
该书的独特之处，除了是一本辗转漂流的抗战时期的老书外，还在于作者撰写该书对于抗战的意义。该书第一册出版于1938年11月，由广西柳州四大的学用社发行，广州盐运四二巷九号亚东图书馆负责总经销。作者在《2000年中日关系发展史》之前，已出版《辽宁自卫军起义救国详记》(辽宁自卫军驻平办事处出版，1932年)，《还是实验主义？》(神州国光社，1932年)。作者并非历史学家，却为何在抗战时期梳理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发展史？
由此可见，这本服务于抗战大业的图书，在其漂流过程中不但浙江学校教育的变迁历史；而且在其辗转过程中促进青年学子更多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渊源，树立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自强自立，筑造一道抗战的壁垒。正如发行者学用社的所言，该书是一个“大时代中伟大的产儿”，添补了抗战事业方面的生产不足，同时作者的万言长序更是中华民族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一篇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