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人士沈敦和中国红十字会之父
发行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中国红十字会杂志》。
沈敦和所写的纪念文章。
在宁波市档案馆收藏的一本发行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中国红十字会杂志》中，有一篇中国红十字会十周年的纪念文章提到：“不敢有负我四百万同胞付托之重也。兹逢我会十周年纪念之期，特刊好生之德一书，聊为灾民求续命之汤。”
这篇纪念文章的作者正是宁波帮人士沈敦和，当年被誉为“救苦救难之大元帅、救命军之大教主”，他不仅是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也是宁波旅沪同乡会首任会长、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上海华山医院）创办者和近代中国保险业的先驱。
记者 林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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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舌战联军
保全千百万民命
沈敦和，字仲礼，１８５７年出生于宁波鄞县的一个茶商世家。到了沈敦和的父亲沈雄这一代，就开始进入朝廷为官。清朝末年，沈雄曾在通商大臣崇厚身边负责文字工作，跟随他办理五口通商的事宜，后来举家从宁波迁往上海。
见多识广的沈雄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颇有见地，送他们去新式学堂学习，还专门请了英国人为沈敦和进行家教。１８７６年，沈敦和被送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攻读政治和法律。
一年后，沈雄去世，沈敦和回国奔丧。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后的短暂休整后，即将进入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时期，西方势力的大举入侵及其应对成为这个古老国度的时代主题。这无疑为既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又有地域等社会资源的沈敦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活动舞台。
回国之初，沈敦和担任“上海会审公堂谳员陈君之译员”。不久各种机遇即纷至沓来，１８８１年，沈敦和因办理江宁美教士租地建房案，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赏识，从此进入仕途。
１８９９年８月，沈敦和被朝臣刚毅参劾去职，押往张家口军台戍边“赎罪”。不久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风起云涌，排外主义甚嚣尘上。随后八国联军占据京津地区，又挥师向西，剑指燕晋之地，举国震惊。时在张家口的沈敦和挺身而出，用计两次退敌，被称为“舌战联军保全千百万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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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客到商人
投资四明银行
另一次由沈敦和独当一面的外交活动，发生在“庚子之变”期间。１９０１年初，八国联军自北京发兵进犯晋、直交界的龙泉关，山西守军作战不利，时任冀宁道（辖太原等四府）道台的沈敦和决定与联军议和，摆酒宴请，让对方暂时退兵。稍后，勤王有功的岑春煊调任山西巡抚，他看重沈敦和的留洋背景和应变能力，调其任山西洋务局总办，专司与洋人交涉解决“教案”（义和拳民与教民的流血冲突）事务。
恰逢知名英籍传教士李提摩太，利用其在华洋上层人士中的影响力，也来山西斡旋“教案”。他提议各国政府把部分中国战败的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以提高地方教育水准作为缓和华洋矛盾的手段。沈敦和从旁协助，积极促成其事。
１９０２年６月山西大学堂成立后，沈敦和出任督办（即校长），主要负责学校涉外事务。他曾主持购地２００余亩，兴建主体校舍。直到辛亥革命前，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天津）并列为全国仅有的三所国立大学，也就是如今的山西大学前身。
只是没过多久，沈敦和就从山西回到上海，并将大部分精力由从政转为经商。他参与创办华安人寿等两家保险公司，投资于宁波帮商人兴办的四明银行，并设立制铁厂、纱厂等多家企业，又出任宁波旅沪同乡会首任会长，后获推举为上海商务总会会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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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促成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
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提到，１９０４年初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后，“得知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沈敦和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的中国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
实际情况是，１９０４年３月３日，沈敦和先与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箴、会董李云书等宁波同乡商议发起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但专门研究过国际红十字会特点的沈敦和，深感该“善会”的管理制度，仍是传统“善堂”模式，有“红十字”之名，却无法与国际接轨，不能享受到其真正的权利，才专程登门向李提摩太求助。
热心的李提摩太动用了他与英、法、德、美四国驻沪领事的关系，１９０４年３月１０日下午，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会集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议事，宣告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成立。３月１８日，新的红十字会办事董事首次集会，确定新红十字会的正式名称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根据会议决定，董事会由４５名人员组成（其中西董３５人，华董１０人），另从４５名董事中推举９名组成办事董事，其中中方办事董事为沈敦和、施则敬以及后来增加的任锡汾，显然，以沈敦和的地位最为重要。这次集会在中国红十字会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１９１０年，沈敦和筹集巨资白银５３６４００两购地兴建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历经三年施工终于落成，它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建成开办的医院。整整１００年后，它仍然是黄浦江畔最著名的医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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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红会工作
长达十六年之久
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会到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实际会务主持人，沈敦和以上海为依托，积极开展会务活动，组织实施各类救援工作，其中又以灾难救济、医疗卫生、战地救护与国际救援四个方面的工作最为显著，取得了显著的人道主义效果，也有力地扩大了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影响。
清末民初，沈敦和主持红十字会实际工作达１６年之久，先后创办并主持了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医学堂、天津路分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等，大力培养医护人才，参与疫病救治，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疫情与疾病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沈敦和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还以捐款、捐物、派遣医疗队等形式，援助美、俄、日等国的华侨乃至当地人民，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红十字会除了派遣救护队前往之外，也与各地中外教会人士合作进行救助工作，其中武汉三镇战区治愈兵民３４３４人，南京战区救治伤兵５００余人。等到战事向北发展，上海红十字会又派留日医药团编队前往，加上各地传教士，从皖北到津浦铁路沿线，设立许多临时医院。总计前后救治伤病兵民１万余人，掩埋尸体仅武汉、南京两地就有３０００多具。
为了红十字会的事业，沈敦和付出了毕生的精力。１９１９年４月底，北洋政府为加强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控制，利用美国红十字会对沈敦和的不满与猜忌，任命蔡廷干为副会长。这实际上剥夺了沈敦和的权力。被免职后的沈敦和，仍然为红会工作奔走。
１９２０年７月５日，６４岁的沈敦和因病在上海寓所去世。一颗伟大的慈爱之星就此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