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夜海 中文歌词南开大学校史网

文学社的活动，我只参加了一年，其后，因为运动太多，加以我对其中的氛围不甚适应，就没有再去了。

在这个寒假中，值得记下来的一件事就是我认真地读了一遍《红楼梦》。在中学时，我翻过它，但没有好好读进去。这时能读进去了，还了里面的许多诗词。《》则是在上三年级后才读的。学校图书馆，这类书是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而且要经馆长批。

作为校报记者，因为当时年轻，笔头还来的快，写些稿子并不难。但由于我所报导的，按当时标准，只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教育问题，与全校解决敌我矛盾问题的反右主旋律不一致(这是编辑部告诉我的)，所以所写的稿子都没有被刊用，我也就乐得清闲，不用操这份心了。

一九五八年一开学，反右已告一段落。但跟着，各个系都在开展两条线的斗争。学校仍然是处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氛围。

第一学期开的课有哲先生的中国古代史，黎国彬先生的原始社会史，陈楠先生的古代东方史，马汉麟先生的古汉语，还有经济学和外语。

在学校过冬，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冷。因为室内到处都有暖气，无论是在教室、图书馆，还是在宿舍，都不会感到冻，比起在广东过冬天，还显得舒服。而在室外的时间并不多，即使在室外，通常也是处于运动状态。在大雪纷飞的日子，我们年青人穿着棉衣在外面疯跑，连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想到冷呢？

当时的大形势是反右。这个运动对知识而言，是一场大。先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又号召知识大鸣大放，帮助党的整风。鸣放中不免触及体制问题，乃一反本来面目，实行箝制，思想。遂使一大批思想界及口没遮拦的善意进言者，多年，过着生活。对此种前恭后倨的做法，毛说是“引蛇出洞”。就全国而言，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章乃器，六教授，谭惕吾，等等，都是重点。学生中有人民大学的林希玲，大学的谭天荣，都是被批的的。

在中国的史中，在野时倡，倡，时讲、讲集中的人很多。的有些领导人，也未能跳出这样一个窠臼。

夫人暨家属其节哀！

一个人作如此遥远的长途旅行，我还是第一次。

开学后，我被分到一班，而前面提到那几个同学都在二班。但我仍与二班的同学住在一起，只是宿舍从楼上转到楼下，与我同宿舍的人变为袁华音、王金林、姜尚谦、周立基等。

(三)

在南开重点的人物中，有先被康生点名，后又被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点到的历史系教授雷海先生。

在天津东站下车后，早看见学校迎接我们的大和校车了。跟着，我们就坐校车直驶八里台，从东门(开阔、气派的南门，是二十多年后才建造的)进入南开大学。

王金林，杭州人，家在灵隐村。他性情温婉、幽默，极好相处，是个性情中人。我与他相交很深，无话不谈。他读书努力，很善于积累材料。记得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写了一本关于省港大的书，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中夏夫人还以为是一个资深人士的作品。金林毕业后分到天津历史研究所，主治日本史。他用功甚勤，成绩斐然。最初好像研究耶马台国，逐渐扩展到日本古代，又对鉴真东渡及中日文化交流均有独到的研究。对于他和予苇、安隆等同学治日本史所取得的成就，我一直抱钦羡的态度。金林在大学四年级时，经人介绍，曾与一女生往还，却未成。他现在的夫人张曼云，则是印尼华侨，同欧慧娟一起归国的。他的女公子海燕聪明活泼，后来在浙江大学继承了他的研究事业，这在同学中却不是很多的。

当时，武汉长江大桥还在建造中，我们只能乘坐摆渡到汉口。在早晨的阳光下，我第一次越过长江。看着龟蛇对峙的江山，望着万朵金鳞中一往无前、滔滔东去的流水，我情不自禁地默诵起杨慎的名篇《临江仙》：

函云：

黎国彬，广西梧州人，那时刚届不惑之年。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专业，并无留学经历。他精通英、法、俄、西、德、日、马来、越南等十数种语言，学问非常广博，系里当时开的课，他似乎没有不能讲授的。他还在任高等数学课，是个聪明绝顶、过目不忘的人。先生外语极好，后来在审定我国与联合国交往中一些文件或总校一些联合国出版物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郑天挺先生就邀请他一起参加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他一生开过数十门课，其中包括人类学通论，考古学通论，中国地理总论，人文地理，中国边疆地理，东南亚经济地理，原始社会史，世界历史，普通地质学，海洋地质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测量学，东南亚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外国史学史，专业英语和多门外语等等。他对西南多个少数民族还有深入的研究。郑先生曾对系里的教师说，黎先生是真正的“杂家”，你们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去找他。在我的知见范围内，他是罕见的博学的人。在说及杨振宁、李政道的成就时，先生曾说，给我这样的研究条件，我也能取得他们一样的成就。先生身体较弱，少语寡言，不善交际，讲课时照本宣科，课堂气氛严肃、沉闷，但概念表达和对问题的论述皆极精确。有心人从他那里绝对能学到很多东西。“”后，他曾任南开图书馆长，并一直在历史系任教，又一度创立地理系(后下马)。九十年代我去看望他时，他适有丧偶之痛，但还带着史学思想方向的研究生。他逝世于2003年。

我们这一届一共三个班，分别来自、上海、东北三省、、河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西、四川等省份，另有数名华侨学生，分别来自马来亚(现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

余维嘉，潮汕人，性格外温婉而内倔强，对事物有见解，且读书勤奋，后任六一中学领导，在中学教育中卓有成就，也曾撰写过有关中国近代史和度量衡变迁史方面的书。

图书馆长冯文潜，天津人，是研究哲学的资深学者，西南联大时与北大的汤用彤、的冯友兰齐名，是联大中有名的僧、尼、道中的“尼”(汤先生童山秃秃如僧，冯先生清秀文静如尼，友兰先生长髯飘飘如道，而三人皆治哲学，故时人有此雅谑)。在南开学校时，他是高两级的学长，极受的。建国前一直到五二年，冯先生任南开文学院院长。

弟智英叩

历史系的记者每个年级一个，组长是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武继忠。这个工作我做了两年，后来就没有继续做下去了。

郑家骝，人，入学前是轻工业部干部。赋性温淳豁达，待人谦和厚道，处事干练沉稳，不乏精明之气，是一个很理想的干部之才。我在一班时，他待我如兄弟，多次由他陪护我赴医院诊治喉疾，我对他一直心存感激。我因中途调到二班，复因专业不同，后来同他接触就少些了。他在一年级下学期就做一班班长，在同学中较高。毕业后，他先分配在，后由于照顾夫妻关系，被调到广西南宁市委党校工作，晚年亦在该地退休。家骝兄嗜酒，在暑假期间，曾偕童九训兄游杭州，饮绍兴黄酒数升，至二人同醉眠于西湖之畔。

经过1952年的院校调整，南开当时只有化学系，物理系，数学系，生物系，中文系，外文系，经济系、历史系和经济研究所，以及若干个研究室。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物理二系、哲学系都是五八年后才组建的。其中，化学、历史、经济等系是总体力量较强的系。

教授郑天挺(一级教授，系主任)、雷海(二级教授)，吴廷璆(二级教授，系副主任)，谢国桢，哲，玖，杨生茂，黎国彬，杨翼骧，梁卓生，辜燮高，资深林树惠、魏宏运、来新夏、陈文林、陈楠等等，组成强大的教师队伍。且当时各高校的教授俱在教学第一线，直接面对广大同学，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不像如今许多学校、包括一些著名高校那样，教授们多脱离教学，闭门搞所谓学术研究，冲着经费搞课题，甚至傅粉登场，争名于朝，逐利于市，成天在社会上，在上招摇作秀。所以我们能直接从自己的先生身上，获得许多值得铭记一生的教益。

我们去的是陆军驻某师，白天几乎全天都在进行野外训练，体力消耗极大，晚上则是安排学习。那时部队还缺乏接受大学生训练的经验，活动安排较为刻板，活动少有趣味性。我身上的衣服，在校内过冬是足够的，但在野外就嫌单薄了。有一次夜渡冰河，不知道为什么，前面就是不走，我们滞阻于冰上，冷得直颤抖。唐人李华写的“吾闻夫魏齐徭戍，荆韩召募，万里奔走，连年，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那些句子，不期然就涌上心头。部队营房的条件也较差，到处都透风，晚上盖的被子又薄，在没有大衣的情况下，我觉得很冷，只好和衣而睡。这倒好，夜间打背包，紧急集合，因为省了穿衣服的时间，我比许多人都来的快，连长不知就里，还夸我这个南方人动作利索。伙食按士兵标准，肉食很少，主食多是粗粮，我们南方人不习惯，感觉很难入口。而在学校，为了体验生活，当时是一个月才吃一次粗粮的，而且有很好的菜作配。总之，比起在学校，部队锻炼期间的生活要艰苦得多。但我算是顺利地过来了。锻炼完毕，部队作总结时，我还是被表扬的一个。

校长杨石先，安徽怀宁人，蒙族，一级教授，知名化学家，中国化学界一代师，全国化学家协会。他是张伯苓以来最负盛名的南开校长，在全校师生中拥有崇高的。他是个很谦和的大学者，待人接物非常得体，接电话时，不论对方是谁，他都会说：“杨石先在接电话。”我同他的个别接触，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毕业时，我曾到他家中向他告别，他嘱咐我记住母校，勉励我到部队后好好工作。第二次是在1980年我回南开时，在王金堂同学的陪伴下，到他家里去看望他。当时我穿着戎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金堂把我的情况简单向他介绍后，校长很高兴地说，好呀，好呀，难得回来，多住几天，以后要常回来学校看看啊。

在学习上，我偏爱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部分，对先秦诸子的学说尤有兴味。当然，我还没有直接翻阅前清考据学家们的著作。作为入门，我一面听着哲先生的课，另一面又较细地读了四川大学张默生先生选注的《先秦诸子文选》，觉得有收益。在以后的时光里，我才一部一部地阅读诸子的原著。再其后，又检阅了若干朴学大师的著述，而这一步，说来见笑，除了有关《诗经》的以外，竟主要是在“”受审查期间方始进行的，在学业的耕耘上，已经属于“恶补”的范围了。

这一年到处都在“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豪言，经《》飞向全国，飞向全世界。天津郊区的新立村爆出了水稻亩产十三万五千斤的大“喜讯”，很多来自各地的人都去参观。也来视察。因为在当时，亩产千斤已经很不错，万斤无法想象，何况十多万斤？按这个数字，每平方米的地要产稻谷二百斤以上才行。我没有去看过，但据看过的人回来说，其实是把周围许多田地里的稻子移到一起堆成的，因而还可以让一个小孩在站着。另外，广东番禺亩产一百万斤番薯(陈毅表示过相信)的报导，也登在、上。这种反科学的把戏，我们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恬然当成放出的卫星，通过和《》向全世界报导，洋相真是出得出神入化了。所以，过了不久，连陈伯达也说，不要把放卫星庸俗化。其实，这句话不应对下面讲，而应对始作俑者的，以及在中推波助澜的们(包括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们)讲才是。

杨先生有冤，有气，当然值得同情，可以理解。但杨先生作为一个有相当阅历的高级干部，总不能像丢了孩子以后的祥林嫂那样絮絮叨叨，不能只为自己，也该从大处着眼，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还该想想，在那个的年代，自己是否也曾错误地批过什么人，放过什么毒？昔人所谓“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确然！

很快，夜就深沉，但我因思绪万千而无法入睡。“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而未来的一切，于我又全然是陌生的，况且留在我身后的家人，还有太多值得牵挂之处。我怎能安然入睡呢？所以我一直呆呆坐着。火车快到韶关，才有些睡意。而一到韶关，许多少年时的往事又浮上心头，或清晰，或模糊，或忧愁，或恐惧，扰得不能入寐。因此，直到车入湖南，我才朦胧睡去。

现在凭记忆写在这里，日久年荒，容或有误也未定了。

这一年，我自然也是昏昏然地走过来的。大家都没有怎么读书，我也没有怎么读书，因而在学问上殊少有长进。在对国情的了解上，实在还是退步了。传奇太多，言之凿凿，叫你尽管没有全信，也不能不半信，更不能一点不信。我也生活在谎言的大海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相信谎言，甚至会去谎言的。我无福尔摩斯那样，“把那些确凿的事实无可的事实与那些理论家、记者虚构之词区别开来”。我还幼稚，看不清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实际，也看不到迫近全民眉睫的。我不曾在实践上反对过各种违反常理、甚至可以说是的做法，也不曾在理论上思考过各种新的概括、新的提法，而是顺着大流(虽不甚狂热)地走过来了。

武安隆，河南南阳人，聪明，勤奋，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古文和外语都好，知识面广，还会拉胡琴，吹笛子，多才多艺，很教人钦佩。他出身地主家庭，长期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这可能造成某种影响，使他有时候显得多疑和过分。我听学仁说，他和九训同学，在电车公司的劳动中，表现都常出色的。安隆毕业后，在天津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泽华、金堂在校内栖身无地，还逃到安隆处避难。后来安隆也下放到工厂了，“”后期，才回到南开治日本史，并成为知名学者。2005年我回南开，泽华夫妇赏饭，安隆、金堂在座。其时，安隆学画，摹悲鸿作品不倦。因女公子武焰游学，安隆夫妇近年亦多在国外了。

开学后，我们被引导到图书馆参观。当时新开湖畔的图书馆刚刚落成，旧的图书馆仍在使用。

这阕词，我很小的时候就会了，只是如今在扑面的长风中长江，读起来又是另一番滋味，心头那份激动和感慨，好多年后尚依稀记得。只是词中那份沧桑感，这时还未能深刻领会，到能领会时，已经是两鬓沾霜了。

这类今天“使人听此凋朱颜”、令人后生的语言，就是在“驯服工具论”的红幡下逐步出现，并在后来流行起来的。只是，当年我也曾可笑地认同过这种把个人的、个人的视同粪土的理论。英国家洛克在其名著《论》中说过，人“不能运用契约或者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去，或者置于别人绝对和任意的之下，任其夺去生命，”而应该“使者被在他们适当的范围之内。”我们其时还没有这种自觉，或者说不能有、不敢有这种自觉。

在“总线”、“”、“人民”这三面红旗的招展下，没有人记得或敢于提起《易象》中说过的“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的话。在高产、高产、再高产的呼号声中，在“超英赶美”的氛围里，在“还是人民好”、“主义是天堂，人民是桥梁”的乌托邦幻想里，中国像一个醉汉昏昏然地走过了一九五八年。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几年前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原来的关于新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早已“过时”了，主义的曙光就在前面了，马克思主义被空前“发展”了。登在上的奇迹纷至沓来，离奇到超小说、超寓言的地步，成为，看得外国人只有瞪目乍舌的份。

这天是我正式进入大学的第一天。从此，我就成为南开历史系的学生了。

只是南开食堂里的主食，基本是大米饭，有些北方的同学对此不习惯。据说，来自山西的张万禄同学，刚到学校时，一看到大米饭竟会掉眼泪的。我没有查证过这事的真实性，但传言留给我是这样的印象，以致多年以后，他经南京过访，我略备酒菜相待，举杯前我突忆前事，便问，今天吃的米饭，你能吃吗？别掉眼泪啊！他笑笑说，早习惯了。

一个庸人，一个的庸人，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我！

卢炼达，梅县人，天资聪敏，学习用功。他因家庭出身问题，压力很大。毕业后不幸英年早逝，据李吉奎同学说，他是的。

(一)

在六十年代初，开始些了，同毛有了明显的不同的看法，在七千会前后和在大会上讲了许多可以载入史册的话(如他对毛说：“饿死那么多人，你和我，都要负责的”。对安子文说：“人相食，是要的”。在大会上说，此次困难是“三分，七分从祸”等等)。又严厉不讲真话的下级干部：“不讲真话，就你”，并因此罹后来的丧身之祸。但在“”时，却没有值得称道的言行，也没有。刘在七千会上的报告，也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说彭德怀的案不能翻。

周立基，青岛人。他善丹青，长于作工笔画。在学校期间，其作品曾在省画展中展出。他与我关系不错，一起散步时，曾对我讲过许多有关花卉的知识。有一次，正值春天，他带我去学校的花房，从梅花，迎春花茶梅花，樱花，二月兰，讲到玉兰，桃、李，结香花等等，娓娓道来，不绝如缕，使我深为叹服。毕业后，他在任中学教师，教历史。但长期有病，郁郁不得志，曾沦作街头行乞者。独身日久，同学多为牵线，未就。七十年代，他回青岛省亲，蒙他过访，言及婚事，拙荆慨然许为物识。几经曲折，而终未玉成。他至今未娶，然垂垂老矣。

中国的甚至，都很少有自省的意识，只记得人放毒，不记得己放毒，只记得人害己，不记得己害人，更有甚者则是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鼓吹自己一贯正确。这是一个很使人的文化现象。巴金在晚年写的《随想录》之所以特别可贵，就在于敢于拿自己开刀，把自己作个的解剖。

孔子曰：“君子不器。”他也教人不要变成器物一样任人家搬弄。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我们，离三千年前孔子的思想还甚远，更遑论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了。

数千年往事，注满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迹丰功，费尽移山心力。任珠帘画栋，卷不住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荒烟夕照。只留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教务长吴大任，广东高要人，知名数学家，在微分几何、非欧几何、积分几何及其应用的研究上有杰出成就，有组织、管理能力。他同杨校长一样，都是任课的。1961年他任南开副校长。

我所在的一班，同其他班次一样，有调干生，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还有侨生。王秀清(女)、周远志、刘泽华、饶维恭、石瑄、郑家骝、姜学仁、童九训等，是调干生，其中大半是。入学时正值进行中，方向主要是由，特别是调干生中的来掌舵。年级党支部的是叶东炜，组织委员是孙，宣传委员是刘泽华。班里的负责人是刘泽华和周远志。

毛离开以后，校园内仍久久不能平静。历史系的张象同学，是个有的音乐人，是南开乐队的指挥。他很快就创作了大合唱《毛来到南开园》的乐曲，并公开演出。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心头没有太多的激动，而在读的许多著作时，心里却常常是很激动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那时对他我也是充满的。

高中同学中，同我一起考到天津的，除南开生物系的林均明外，还有化工系的张正文。与南开毗邻而处，中间没有间隔的围墙，两校人员可以随意往来。初到天津，我们三人常结伴出游。那时天津物价奇低，五分钱一只龙虾，二分钱三只牛肉水饺，价廉物美，使人神往，吃得我们称道不已。林均明在仲元中学时与张秀荔同学相爱，但此段交往无疾而终。到南开后，他与一侨生相恋，毕业后在省水产厅工作，但未见与高中同学有联系，后来竟不知所终了。张正文在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一个化工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我们之间尚有联系。

即颂春祺暨阖家安好

今夜酬君茶当酒，相期风雨故人来。”

王秀清是我们的老大姐，可能是1929年或更早出生的。她是一个对我们非常慈爱的人，她的丈夫是一位解放军的校官。在当时的辩论中，她从不疾言厉色，只把我们看作是自己的小弟弟。因为从小参加，文化程度不高，学习上有困难，但还是努力去学。她对我的身世和家庭景况很表同情。但她只读了一年多就调到校人事处工作了。

来新夏先生讲的中国近代史。他早年师事陈垣、范文澜，是从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调来的，学问上有根底，讲课很有，有锋芒，当时就已经有《北洋军阀史略》等著作和许多论文问世，对版本、目录之学亦有很深的研究。因为历史上有些“问题”，另外人们对他的立身处事也啧有烦言，不久就被贬斥不用，长期郁郁不得志。“”结束后，第一次评高级职称，他竟没有评上。这事我回校时曾与几个老先生谈过，也问过时任系党总支副的李琛。她说，我们不是要又红又专吗？意思是来先生只专不红。我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是否分开看待为好？后来她同意我的看法。哲先生也同意了我的看法，说：“下次我一定投他的票。”后来，他离开历史系到图书馆系做主任，又当了南开图书馆长，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并由校党委李原介绍，用朋友们的话说，成为“布尔什维克”了。

杨生茂，字畅如，涿鹿人，是留美归来的有名的美国史专家。用的教材是苏联列甫宁科夫编写的那本教程，但杨先生讲课的内容要比教材内的广泛的多，丰富的多。先生当时四十多岁，他是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创建人和主持者，2010年先生去世。

列车离开广州，我就在汽笛声中北上了。

我没有读过马先生的著作，要了，才临时从《》、《日报》等翻出先生的某些言论来读，并扮演了一回跟屁虫的角色。没有怎么读过人家的著作，不了解实际情况，而跟着别人八道的，这种事在此前和此后都发生过在我的身上。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觉得这样做实在是很，很的。如果你看过某本著作，看到某种现象，限于认识水平，不恰当地对它或褒或贬，都是并不奇怪的。而如果你完全出于跟风跟水，不读人家的著作，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痛加，那就很可悲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对自己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后来我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过多次，算是我所作的一点点。

(本文作者曹智英，1936年生，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本科学制五年，1962年毕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海军指挥学院军事经济学教授、大校军衔，现已退休。感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泽华教授推荐此文，作为一部完整的年级史呈现给读者。)

负责接待的同学，把我领到靠近大头的第二宿舍，在二楼西边的一个房间把行李放下(第二天林均明来了，也住第二宿舍，只是他在东头)，又带我去办了一些诸如报到之类的手续，我饭厅、澡堂、系办公室等处的所在地，我就算被安顿下来了。鲍晓娜同学是提前报到，并负责着接待新同学工作的。她是外语学院名教授鲍文蔚先生的千金，功课很好，人又正直醇良，待人接物都落落大方。第一学期，她是我们的班长。鲍先生被划为，对她的打击是很重的。但她很坚强，没有颓唐，也没有失去自己的。毕业前，她同河南农家子弟苗长发同学结婚了。她们夫妇都是我的好朋友。毕业后，苗在空军，参加过抗美援越，后转业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晓娜在第三十中学任教，后转到日，先后任《文摘报》主编，日报出版社社长。入学之初，就是她带着我去办手续的。

萧行铭，福建人，行动风风火火，谈吐声若洪钟，是鲁达式的人物。记得当时他就高举赫鲁晓夫的旗帜。关于此点，对错姑置勿论，倒是颇合乎几年后中央发起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要求的。不知什么原因，他读到二年级就了。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1962年11月，先生以痼疾不治。一代风流，魂归天上了。此结果未始全为坏事，因为从先生个人角度言之，飘然一去，竟避脱“”，不致如老舍、巴金、曹禺、傅雷、吴晗、陈寅恪、王造时，屈身稽首，在思想的图腾下，于刀笔之吏，受殴于竖子了。

雷海，字伯伦，永清人，早年就学于学堂，毕业后入美国大学。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为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及代理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是所谓“战国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建国初期思想运动时，他的检查材料曾被作为典范发到全国高校，可见其时他是真诚新的。1952年院校调整，他与郑天挺先生分别从和北大调南开。郑先生对雷先生能来南开常感谢的，认为雷先生来了，南开的历史系就有支撑了。雷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他极推崇恩格斯的《自然》一书)，其发展已经停滞。又认为在科学意义上，马、恩是科学家，列宁算半拉。斯大林什么也不是。以此，点了他的名，成为大。雷先生精通英、法文，旁及十余国外文，自订不同语种的即达七、八种。先生学贯，视野辽阔，学问之渊博，难窥涯岸，且以其自成体系的哲学观与方作为统率，极具卓绝的史识。2001年，由他的研究生王敦书先生整理出版的《西洋文化史纲要》(原名为《欧洲通史》2)，是他早年在武汉大学写下的授课提纲，其体系之恢弘，已足令人震撼。先生的学说，自然也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却是无容置疑的。由于原因，他被压为二级教授，使对他稍为有了解的人都感到是对学界、对学术的一种莫大的！实际上，在学术界，是没有人把雷先生视作二级教授的。雷先生时，天津从搬来北大的冯定等人，以助声势。但冯算不上是真正的学人，连汉谟拉比也不未有所闻，成为笑柄。我入学时，雷先生已被取消教学资格，他所担任的古代东方史课程，由其助手陈楠先生接手。陈先生对雷师至为。她曾对我们说：“批雷，也并不是那么好批的，连他讲的是什么也不懂，你就敢批？”有一种看法，认为雷先生之学还是以中国史为长。陈先生则以为不然。1997年我们年级同学，会餐时我与她同桌，谈及此事。她说，雷先生于中国史固然有高深研究，但其真正长处，仍界史。因治中国史而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还有若干人，而治世界史取得先生这样成就、达到先生这样水平的，简直就是没有一个。雷先生晚年患尿毒症，唯1961年摘帽后，次年即开课。我当时是五年级学生，有幸听了先生的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其时先生步履维艰，坐的三轮车到课堂。其征引博洽，指顾中外，立论高远，分析辟透，叙述流畅，一派大师风范，使人叹为观止。先生讲课的速度适中，且略无赘语，我们完全可以记录下来。我把课堂记录保存了多年，唯“”中兵荒马乱，终不克遂素志。另忆六二年中，先生在教学主楼阶梯教室开“关于世界语言问题”的，消息传开，听者云集，天津其他高等学校的外语教师亦多有来聆听的，致教室走廊亦无空席。

“轰隆隆，轰隆隆”火车在前进着。

周远志，湖北宜昌人，同刘泽华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亦有基本的了解。当时他们俩，就是班上理论水平最高的同学。远志同学上学时已结婚，且夫妻感情甚笃。他学习努力，尤致力于外文。他的专业兴趣为中国现代史，中史。毕业后他留校，不久又南调宜昌，做一中学的副校长，“”中被的很厉害。他是老肝炎病患者，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为他的事，他的夫人张家琳到过南开几次。

乘上北行的火车，我们就穿越了湖北而入河南、，途经郑州、等地。在进入华北平原后，一望无际都是庄稼，走马平川，连个小丘也难寻觅，这与江南、华中和岭南都大异其趣，使人有天高地迥，无穷之感。

在校内大炼钢铁完全是一场闹剧。同学们焚膏继晷，日夜苦战，浓烟遍地，火光冲天，气势宏伟，热闹非凡，而所得的整个是零，甚至比零还少。不知是哪个系的同学，连邮局安置在校园内的邮筒也砸掉来炼钢了。诗人海涅有言：“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我们的收获大致也是如此。跳蚤是害虫，我们所得的也基本是负效益。

另一本是《清实录经济资料汇编》。它由郑天挺先生领衔任主编。我参加了该书的摘录工作。《清实录》是清代的一部大书，是各个时期的编年史料，凡一千二百二十册。《清实录经济资料汇编》的编成，是师生结合的产物。其中摘录工作，学生参与良多，但体例的确定，材料的审核，多由老师任劳。在参加这项工作之前，我对“实录”这类史书没有接触，到这时，我才知道它们的大体内容。这算是我的一个收获。由于时间的匆促，“汇编”在编辑上还有许多不足，但它的问世，毕竟为学术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写是作为任务被布置下来的。为了完成任务，我们是经常挑灯夜战，集体酝酿和撰写。这时的内容，主要不是批言论，而是对老师和员工们普遍的开火了。听了一学期的课，在学校也生活了一学期，你总得写点什么东西出来呀。于是人们只好挖空心思，从课堂笔记或讲义中找所谓的问题，进而给它们，并写成。为了凑数，被成批成批地生产出来。大操场的沙子多，八道的比沙子还多。有人给理发员贴，说他们理发用的高速切削技术，剃个头，一分钟完事。有的说，某先生太肥，大概出身非富即贵。有的认为，某先生讲某支农民军纪律差，绝对是农民，是典型的地主阶级论调。，是当时的时尚。再平常的事，也会被提到两条线的高度来认识，来论述。

这时火车已经在湖南境内。从自然风物方面看，这里与广东风景不殊，但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广东，沿途的车站都显得非常陈旧甚至破烂。只是物价远比广东要便宜。车站上小贩兜售的一角钱的盒饭非常实惠，三角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又肥又香的大烧鸡。看到别的同学争先恐后地购买，我也食指大动。无奈囊中羞涩，踌躇久之，还是没有出手，自个儿闭目养神去了。

与此同时，我们又反复学习和讨论了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关于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文章，直到大家都一致认同必须如此才算告一段落。

春来，龙外，乘时变化，昔人所谓犹人之得志而纵横四海。足下珍重珍重。惟弟垂垂驽下，终不能附骥后尘，为可愧矣！

三战海河。一战罢了，二战也罢了。而到了第三次的战海河，劳动则异常艰苦。我们成天奋战在烂泥中，在烂泥上铺上铁轨，把泥团铲到被称作“轱辘马”的车上，再推运到别的地方去。时值中秋前后，天气已经很凉了，我们却一直在泥潭中打滚。一天下来，人简直累得筋疲力尽。睡在工地的窝棚内，又潮又冷，很不是个滋味。好在那时年轻、身体好，还能抗得下来。中秋节那个晚上，月明星稀，我和姜学仁收工后到外面走走。见有卖酒菜的小摊，在学仁的下，喝了一大杯葡萄酒。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与酒打交道，是我喝酒历史的开始。喝过以后，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害怕的心理一去，以后胆子就大起来了。回校后，又在郑家骝、童九训两调干生的调教下，酒量竟在不知不觉中见长，并且越来越大。不过，在大学期间，我喝的都是啤酒和葡萄酒之类，对白酒还不敢问津。逸兴遄飞地豪饮白酒，是到部队以后的事。

我们年级的同学，按当时政策，原则上不抓。所以，除了要参加全校或全系的反右大会以外，主要是在一些问题上进行辩论和教育。这些问题包括所谓红与专的关系，知识和工农的关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如何看待个人，如此等等。后来做了中新社高级记者的刘兆义，做了三联书店等出版社编审的曹月堂，在中学教育上很有成绩的黄彭等同学，每因持有某种非主流意见而受到。但客观地看，这种还是比较温和的，完了也就完了，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遗症。应该说，这是一件幸事。

这天，在一个读报栏上，看到《》的副刊登了镌于昆明滇池大观楼上那副凡一百八十字的长联。我一下子被它那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气势镇慑住了，便在酷热中硬是把它强记下来。

北上的火车是第二天的，因此，我们要在汉口停一天。约好了集合时间，弄清了车次以后，大家就解散了。我在靠近江边的地方，找了一个小旅店，在里面租了一把躺椅，算是望门投止了。从旅店出来，到了外边，吃了一碗面，分量很足，只是味道比广州的差很多。时值盛夏，骄阳，汉口正是“大火流金，天地为炉”的时候，街道上树木又少，人流滚滚的中山上热气蒸腾，仿佛处在祝融之国，使人喘不过气来。我感到这里要比广州闷得多，热得多，无怪乎武汉有火炉之号，“昔人”竟要“乘黄鹤”而去了。

这一年是主义暑假(不放假)。我没有回家，白天给天津博物馆打工，摘抄材料。晚上和休息的日子，到图书馆去翻阅《中国新文学大系》，倒是让我读了不少从前未读过的作品。给博物馆从旧上摘抄材料是有报酬的，每天一元，来回车费可以报销。我们几个人都乐于从事。从中我也挣了二十多元钱，算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历史系在“”中，除完成了几套所谓教材的编写以外，还编了两本书，都是公开出版的。

当时，我们历史系上课和办公都在第一教学楼，还是和数学系合用的。它离校门口不远，是座坐东朝西的暗红色的三层楼。同它靠着的是坐南朝北的、门口有着希腊式大圆柱的化学楼，即第二教学楼，后来我们也在其中上过课。第一教学楼对面的是在抗日战争中劫后余生的芝琴楼，住着留学生。这三座楼同东西向的大中构成一个四方形，这个四方形就是栽着各种花卉的中心花园了。它四围的树木，主要是白杨和槐树。秋风起时，白杨树的萧萧落叶，很能勾起离人的思绪。

这年来过一次天津，在体育馆作报告。开头时，他说：“鄙人今年四十有四。”当时他是青年团的总，来天津讲话，主要是给大家鼓劲的，也讲了放卫星之类的话。在高层中，头脑冷静的人当时能做的就是不讲话，当哑巴。不过，这很难做到。也不冷静，但这个人的作风是很好的，生动活泼，没有架子。报告完毕，退场时，听众让他先行，他让听众先行。最后，他掏出钢笔，说，还是请大家先走一步吧，我还要在这儿写封信呢。听众就先行退场了，他是站起来送大家退场的。比较一下，当时省委，以至天津市委的文教部长等人，架子都很大。来学校时总是马前张保，马后王横，左焦右孟的架势。顾盼间，颐指气使，作报告时，一派官腔。

一本是《论历史科学》。它主要是从公开出版的的著作中，把有关历史的论述摘录出来，加以编排而成。虽然编写时仍是采取群众线的方法，但毕竟事关重大，还是由魏宏运等几位先生把关审定，做法算是严肃的。

刘泽华，人，入学前是市委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基本的了解。入学后不久，他就确定专攻中国古代史，并开始涉猎甲骨文。五九年，他又被派赴中山大学师从国教授研究古代思想史。学成，复回南开历史系任教，先后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为知名教授。刘为人豁达明快，见解深刻锋利，富有力，在史学界名重一时。他不避忌，敢直言，又重旧谊，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同学。南开曾拟提他为副校长，但他心脏病很重，我曾他推辞，他也终辞而未就。他的夫人阎铁铮，南开外事处副处长，也是我们同届的同学(同系同届同学中，成伉俪者凡四对：刘、阎，为一；王金堂、欧慧娟，为二；迟振良、黄彭，为三；鲍晓娜、苗长发，为四)。晚年，因琰、珞两千金皆游学并定居于美国，他们俩也频频往返于中美之间。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又，泽华晚岁失聪，竟无法与之通电话，见面时交谈也有困难。在学术观点上，我与他略有不同。他持西周奴隶制，我持西周封建制；他批儒甚力，而我对学说的态度则比较温和；他对持否定态度，而我则认为有，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终生的。

同学中，还有一部分是从几个外语学院转来的。王守志、柳维本，黄蕴华来自沈阳外语学院；赵营安、迟振良、刘兆义、傅长胜来自外语学院；黄克毅、唐德增、查秉枢、石宣来自外语学院；金永华来自上海外语学院。他们原来学的是俄语，后来大概因为中苏关系渐渐疏离，便被调整到别的学校，学别的专业。北大历史系和我们系都有这样被调整过来的同学。

学习历史，其实常的一件事。人类历史，至为复杂。弄清史实已经是大困难，而对史实作何判断，又不仅有立场问题，方法问题，还有时间问题，地域问题，角度问题，情感问题，全局与局部关系，绝对与相对关系问题，等等。因此，许多的判断、结论，往往是见仁见智的。纵观一部历史，几乎稍涉不同关系，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人们争讼之所在。回顾当年的学习，先生们对其中的，不够(也不是没有)，使得同学们最初以为学习就是啃几部的教科书就行。我又以为先生们对历史的具体讲述多，而我们治史的方法少。这就使得我们离开中学以后，对着浩如沧海的史料、史籍，一时感到茫然。

回想起来，当时的南开没有贯彻好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的，在体育上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材，与战前学校的体育水平，无法相提并论。但体育活动还是开展的。入学不久，我就在系篮球队里活动，后来还同耿仕信等，在校队打过几天。我的游泳算是稍为好一点的，虽然也不很突出，但在校运会上，居然还得过百米侧泳的第二名。不能忘记的是，我在第一个学期就学会了用冰刀滑冰。从外语学院转到我们班来的迟振良，是滑冰能手，后来他是参加天津市冰球队的。在南开，我已能在冰上快速滑行和作急转弯动作，并开始学习花样滑冰了。不过，童九训同学比我进步快，整个说来，他比我滑得好。

南开名声很大，但规模不大，当时全校师生只有三千多人(1959年，视察南开时，还嘱咐过不要超过六千人)。但这三千多人中，却也林林总总，包含着五湖四海、三山五岳的人物。

后来风行一时的“知识无用论”，其实在这时已经很了。老先生不说则已，一说即错。林徽音先生有言：“我们知识只有那么一点专业知识，连这也批得一无是处，那么我们还剩什么呢？”渺视知识成了这年的教育和教学的基石之一。而缺乏必要的知识，一切科学的新论自然无法建立起来，能建立起来的，只能是漫山遍野的假大空的。

到天津钢厂劳动，算是体会了一次钢铁工人的辛苦。穿上含有石棉材料的隔热的工作服，在炉前操作，仍是挥汗如雨，热得难耐，这是一次很实际的锻炼。只是厂里一位年青的领导，对我们讲哲学，实在不敢恭维。这个人口才很好，但讲的内容全不靠谱。那时全民讲哲学，什么事都上到哲学高度，回想起来，其实是很幼稚的。哲学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韩非所谓“上智所难知”的，就是哲学范畴的东西。孔夫子基本不谈哲学，马克思身边的也很少谈哲学问题。全民都讲哲学，和全民作诗、全民炼钢一样，是必然要庸俗化或戏剧化的。对此，我现在仍不疑。唐朝人没有全民作诗，但留下璀灿的诗的瑰宝；宋朝人没有全民填词，但留下的词的珍璧；元朝人没有全民作曲，但留下宝贵的曲的奇葩，我们全民讲哲学、全民写诗，却只留下一个个叫人苦笑，或者无法笑得起来的笑话！

这一年夏天，到天津，其中一项活动就是视察南开大学和。他先到的南开，由于毫无准备，师生们又异常激动，因而秩序大乱，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他只看了化学系的工厂和实验室，同杨校长交谈了几句就离开了。我因站在工厂门口，占据了有利地形，当他进出工厂时，便同他靠的很近，只有一公尺的距离，故而对他看得很清楚。当时他穿白衬衫，的鞋子，脸色微黑，步履稳健，很健康的样子。神态很凝重，没有特别的表情。他似乎看着每一个人，但又并没有看着任何一个人。因有，组织得比我们好，他的地方也就多一些。

一九五七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在此期间，我们先后建成了鞍钢、武钢、包钢，第一汽车制造厂，青藏公，开始建造武汉长江大桥，并造出了第一架飞机。但是，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社会生活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上层已经出现了反冒进的呼声。在上，反右斗争中的“引蛇出洞”阶段已经结束，引蛇人斩获无数，又乘胜追击，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正在遭到围歼，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杨翼骧，字子昂，山东金乡县人，与玖、杨生茂合称南开历史系“三杨”。先生北大出身，是秦汉史和史学史专家，有深厚的学术底蕴。他极推崇《史记》与《汉书》，讲课严密而不繁琐，畅达而不空疏，善于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叙述复杂繁细的学术问题，征引广博，引人入胜。他不趋时势，只是严肃地守护着自己的学术阵地。当时，郭沫若先生不知出自什么原因，发文替曹操翻案，行文中殊多虚美之辞。杨先生以笔名木易撰文作，对曹氏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读后，都觉得这才是史笔。后来，我读史学史专业，受业于先生门下，经先生耳提面命，才懂得中国史学的整个源流，中国史书的体系，史学思想的发展，史家的地位等等。先生对史家和史籍的评价、臧否，极有分寸，平实谨严，绝不凭空故作惊人之语。至“”结束，《中国历史大辞典》开始编。

马寅初，浙江人，经济学家，多年来同情，时任北大校长。他主张生育，控制人口数量。作为一种观点或学说，这不仅很正常，而且在中国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不知什么原因，这时被作为重点的对象。出于过关的意图，劝他作点检讨。马先生思虑再三，为自己的学术和人格风节，终于了。后来传说，其时先生曾以一首浙江民歌见志。歌曰：“上有天，下有地。太阳东，月亮西。山是山，水是水。二是二，一是一。真人说真话，不可欺。”

这一年，我们参加的劳动特别的多，主要包括在校内的大炼钢铁，到天津钢厂劳动，到电车公司锻炼，三战海河，等等。

周夫人陶静之女士座右：

入学时，我们年级约八十人，分三个班。

客岁十二月四日寄来《周保山同志生平》，因误书地址72号楼为22号，迟至日前始获读。

回校没几天就过春节了。同过国庆节一样，全校都要张灯结彩的。校内有舞会，有游戏场所，有电影，有免费的夜宵。学校处在北方，过年过节当然要包饺子。人太多了，便把面粉和调好的馅儿都分发到班级，由同学自己动手。北方的同学嫌我们南方蛮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包饺子时便把我们“”了，只让我们打个杂。这样一“”就是好几年，拜托这班“北方蛮夷之鄙人”(这句话是《史记》上的)，我是直到当兵以后，确切地说，是在连队生活以后，才学会包饺子的。

上中国古代史时，哲先生要求我们在课外读《史记》，并每篇作笔记。为锻炼自己，我的笔记用文言文做。先生看后，鼓励我下去。所以大学期间，我做的笔记，用的常常是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文体。

经过四天多的旅途奔走，我们这群南国青年，终于到达目的地天津。

这是我学习生涯中，曾做过的最的事情之一。

嘉应(梅县为古之嘉应州)兄如晤：

王守志，东北郑家屯人，是个非常谆厚、谦朴、可以深交的同学，待人热情诚恳，又乐于助人，数十年来，许多有这样那样困难的同学，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不知为什么，他对天津市的街道店铺都非常熟悉，是所谓“有号便知，无名不晓”的人，因而“边社”消息挺多，并常加发布，大家就昵称他为“参考”。提到“参考”，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个，又没有人不喜欢他的。毕业后他先是被分配到电热厂工作，后来，又转到经济学院任教，参加过傅筑夫先生主笔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写作，并有与童九训、余维嘉等合著的《中国度量衡史》和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述。多年来，我每到，必与他和九训兄有杯酒言欢之会。他和柳维本都有一个长袖善舞、很具商业才能的女儿。宴请我们时，往往由女儿主持觞政。

副校长刘披云，他是个参加过中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资历很深的六级老干部。这个级别，无论在天津市或省内都是很高的。所以，别人不敢讲的话，往往都由他讲。大家对他有很好的印象。后来他调到云南省任副省长了。

生活很紧张，一方面是大量式的上课，每天最少有四节课，最多时达到六节。课余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反右斗争和思想教育运动。但下午五点以后，还是有一节课的体育锻炼。

对于先秦的历史，说清楚，大家都清楚；说不清楚，大家其实都不甚清楚。不少古书的不少地方，说句实话，我是读了一辈子也未读懂，甚至越读越不懂的，而且放眼，能完全读懂的人也不知有几个？有时，我对时贤们真是不胜仰慕之至，他(她)们齿不甚尊，阅历也并不甚丰富，在一些经典典籍面前略识之无而已，就能滔滔不绝如长河大川般说出其高深见解与透彻来。比起这些天才式的风流人物，自己真是枉入凡尘数十年了！惭愧，惭愧！

任何时候，我都不敢或忘国家和人民对我的培育之恩。在番禺四中，在仲元中学，特别在南开，如果没有国家的扶助，我是不能完成学业的。

“我是一片瓦，上下左右任党码”！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寒假已然到来。有条件的同学都纷纷回家了。我是留下来的同学之一。学校有一个任务，就是组织部分学生到部队去锻炼，时间是一周。这正是朔风怒号，飞雪载途，滴水成冰的季节。在留下的同学中，我的身体算是很好的，便报名参加了。同我去的，还有刘泽华同学等。

五七年六月以后，大如所谓“知识成堆”的地方，高校是其中重要领域。我们入学后看到满校园都是，清一色是反右内容。有些是全校性的，有些是各系的。上纲都是上到“主义”。按照写在《正确处理》一书上的六条标准，最要害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但其余的也一律算数，也被概括到这来。有些东西是很奇怪的，如有人说苏军出兵东北时纪律不好，有妇女的事件发生，这就被认为是反苏，是反对社会主义阵营；有人说肃反中有扩大化的情况，就被认为是反对。的许多就是这类东西。

入学之初，我被为校刊《人民南开》报记者，还参加了南开文学社。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的大学的。

王显乾，重庆人，为人处事很活络，对周围的人颇有一种黏性或说是磁性。他的知识面很宽，又好谈时政及臧否当物。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极重友谊和感情。在中学时代，他就与同班同学刘慰慈相恋。他考上南开，慰慈考入重庆医学院。两人鱼书雁札，情意绵绵，并终成眷属。对此，我们只有羡慕。八十年代中期，他们的女公子王薇到南京访我。当时她已是大学三年级学生，刚有男朋友。闲谈中，谓父母她早恋。我大笑，并告诉她以当年显乾和慰慈的事。她说：“呵，我有数了！可以铁下心肠了！”显乾本来与我同在史学史专业，毕业后，以各种原因，改治现代史，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及重庆商学院，为知名教授。我数十年来，与他交游不断，诗词多有往还。他也是我的一个挚交，完全可以互剖心迹的。同予苇一样，他也持有敏锐而深刻的社会观察力和力。

大约是在1961年冬，中央搞了个“高教六十条”，对五八年的做法有很大的修正，基本上否定了那种出奇的胡闹，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从线的高度对这种所谓和给予认真的清算。

姜尚谦，人，但讲一口山东话。那时他口不离诗，一副诗人架势。不过，那时他好像还没有涉猎古典诗词，谈的全是新诗。后来他提前毕业，调校报工作，再调教务处，任教务处长，是一个很有工作能力的人。

“五一”节归来，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失声了，完全不能讲话。十几天都是如此。家骝同学带着我到市立医院看了多次病，逶迤两个多月，还是不见好转。我心里急，同学们也很同情。有些同学背后说：“一个小伙子，好好的，怎么就变成哑巴了？”到了七月初，我患了肠胃炎，住进学校门诊部，第三天，同学来看望时，我竟突然说出话来了。真是个怪事！这期间，唯一的好处，是我不用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了，这倒是省了好多事。

刘予苇，山西人，是个非常热情、直率而又真诚的同学。他好学深思，对事物每有挺拔不群的见解。他极重友谊，极重感情。我觉得这是他很大的优点，使他具有一种的魅力；同时也是他很明显的缺点，使他很容易陷入某种漩涡。后来他帮人做事，帮到招来之祸，与他这一禀赋就有直接关系。此外，他对神秘事物具有某种特殊的情结，这使得他相信广西十万大山中有无价宝藏，相信一些传销师的神秘言辞。在我看来，这种天真，是他可爱之处，也是他自误之由。“”中，他在解放军学院，因被人在《选集》上写的一些批语，被打成现行，回山西。以他不是在该地参军的原故，山西省接受，转而被遣回天津市，在啤酒厂做搬运工。他的夫人也从医务人员岗位上被削职当工人。随着岁月推移，又得到一些同学的奥援，他返回南开，结集在吴廷璆先生麾下治日本史，成绩斐然。他主编的日本史，为高校列为重点参考书。在业内，予苇与王金林、武安隆、汤重南等，同为学界所重。他们的成就，大体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研究日本史的最高水平。之后，他又调到中国民航学院(后改称中国民航大学)任教。直到晚年，他仍可贵地保留着而尖锐的社会和能力。我和他谊在挚交，对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的。

大概仲元介绍我情况的材料很是详细，第二天，系里就通知我去领购买褥子(我只带来一床厚而硬的被子)、棉衣、棉裤、棉帽、棉鞋的补助款，和每月享受的十六元五角的助学金。南开伙食费每月十二元五角(数年未变)，另外四元则是给我作零用的。按这个标准，我一直享受了五年，是助学金中最高的级别。

第二天醒来，满眼都是萍水相逢。略一打听，才知道同一个车厢内的都是青年学子，基本上都是从广州考入南开和的新生。这样，大家就开始搭讪，交谈，相互询问是哪个学校、考入什么系的了。到南开的，有物理系，有生物系的，有数学系，有化学系的，等等，文科的就我一个。高中同班的林均明入的是生物系，但没有与我同车，他是比我后一天上的。同行中有个姓欧的物理系的同学，是个象棋高手，周围与他对垒的人，在他面前纷纷辟易。本来我想同他玩一玩，细看之下，觉得不是他的对手，就乐得藏拙，让他自个儿称孤道寡了。后来了解，他是广东省学生象棋比赛的亚军，颇有专业水平的，同我们根本上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到了一九五九年，尽管还有运动和许多校外活动，但教学秩序总算略有恢复，上课的时间多了，学生自学的时间也多了，学校的学术活动也开展起来了。

南开伙食水平之所以特高，除管理得当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有一个农场，种有水稻，养的家禽、家畜数量又相当可观。这个农场的生产平时由生物系指导，有专职的工人，农忙时，全校的同学都参加劳动。收获所得，都用来改善师生的伙食。加以学校规模较小，师生总的人数只有三千多人，比起一些“庞然大校”，事情自然好办得多。

傍晚，回到店里，又仿佛进入蒸笼，热得无法。那时，岂止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只是在高档场所才有的设备，店里提供的仅是一把似乎是济公用过的破葵扇。由于难耐汗如雨下的，我便跑到江边的草地上过夜。头上繁星闪烁，身边微风吹拂，耳畔江声，在蚊子对我的围剿与我对蚊子的反围剿斗争中，终于地迎来了黎明。这是一个很难忘记的夜晚。

所谓“大破大立”，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全是极值得商榷的命题。五八年真是大破了，可大立安在？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破”字确实当头了，可立在哪里呢？

大作《孙中山》收悉，至感。

反右这场斗争，双方争执的许多其实是一般性的问题，但有些则是体制中的问题，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与思想氛围中，是不可能接受的。

文学社主要是中文系才子们的天下。内中有些人很有才气，也很有些夸夸其谈的人。文学社有时举办些，或组织些访问。我只记得访问过《新儿女英雄传》作者之一的袁静女士。她住在一所别墅式的洋楼，里边空荡荡的。开始我们都有些拘谨。她说，你们年青人，到我这里来，大叫大闹都无所谓的。你们唱吧，跳吧，闹吧，愿意怎样疯就怎样疯，我这个地方太静太静了。她原来的丈夫作家孔厥，当时因生活作风问题犯了错误(好像被拘了)，已经与袁离异。袁当时向我们详细地讲了他们二人从延安走过来的道，讲谢觉哉老人对他们的爱护，叙述很细致，语气很平静，讲得挺客观的。好像是稍后吧，袁嫁给天津市副市长娄凝先，不久，娄又调南开任常务副校长。

因为留下来参加辑录《清实录经济资料汇编》的工作，我没有去电车公司劳动，而童九训、姜学仁、鲍晓娜、武安隆等同学都是去了的。

副教务长滕维藻，经济学家，主治世界经济，研究跨国公司卓有成就。继吴大任先生之后，任教务长，七十年代末又任校长。

学生坐车，可享受半价，但只能坐硬座，而且是慢车，走一会又是一个要停的小站。因此，途中都是感到比较疲倦的。好在周围都是同学，大家就不顾雅不雅地睡到地板上了。男孩子睡一摊，女孩子睡一摊，留下一两个照顾行李。就这样，经湖南，入湖北，第三天早上到了汉阳。

由于我参加了《清实录经济资料汇编》的编纂工作，比起一些同学，我留在学校的时间相对多了一些。同学中有一个叫李和的，沉稳朴实，待人真诚恳切，他身体不好，不能到工厂、农村去。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就较多。他贫苦出身，家中也是门衰祚薄的，与我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很是谈得来，常常一聊就是大半夜。他身体虽然不好，但学习很努力，每天背俄语，读古文。对当时社会上的许多做法，他有不少的腹诽，当众不言，背后倒是滔滔不绝地对我诉说。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的总线、、人动中，这样一个不张扬、太沉实的人，很容易就被淹没的。不久，他真的就抱病回家，并悄然地离开这个太喧闹的世界了。过了几十年，有些同学已经把他忘记了，但因有一段特殊的接触，我始终牢牢地把他藏在心里。

“三千往事已成灰，问天何忍丧颜回。

周兄为国驰驱，鞠躬尽瘁，襟怀如光风霁月，气度如春日和风。俯仰之间，固无愧于矣！

哲，字维商，深县人，知名教授，谆谆儒者。北大出身，能诗(我读过他在抗战之初，作为学生西行时写的诗，很有气概和韵味)，与诗人卞之琳有颇深交谊。他早年师从钱穆、傅斯年、唐兰，又和玖先生、杨翼骧先生师从郑天挺先生。哲先生对先秦史有精深的研究，授课认真谨严，对问题的每一论证，均有丰富的史料作依据。他的研究方法，有点类似陈援庵(垣)老先生，切入点较小，论证材料极丰满，而复归于一个范围较小的结论，是一种窄而深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问题上，他力主西周为封建社会，与当时即已成为主流观点的郭沫若说相异，且此后数十年一贯。八十年代初，他偕刘泽华同学赴黄山，到南京时告诉我，不久前他在复旦时所讲，仍是西周封建说。嗣后，又多次与我言及其说。他曾对他的公子兰仲表示：如果全国只能讲西周是奴隶制，他就改行搞清史。我对他的说法一直是服膺的。我的同乡张荣芳同学(低我两届)毕业时写了论先秦“民”的身份的文章，丰富，证明先秦文献中“民”、与“氓”俱不是奴隶，得先生好评，并推荐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荣芳后调中大历史系，先后任教授，中大副校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学术上卓有成就。读五年级时，我试作《诗经》今译，承蒙先生多有。毕业时，我分配到部队。别时，先生嘱我治军事史、军事思想史。我亦有志于此，但以诸种原因，未能如愿，空负先生厚望了。在一九七八年，我写的关于孟子的长篇论文，曾得先生嘉许，并推荐到《南开史学》创刊号发表。“六四”事件中，泽华同学被审查，他嘱我对泽华多予安慰，说大家都不会另眼看他。八、九十年代，我曾与先生谈及通史的编写及大学历史系应开若干辅助课程的问题，先生嘱我要将此意见广为。2005年，我到天津，偕金堂、铁铮、泽华去看望他。其时，其女公子兰珍衣不解带，辛苦侍疾弥月，公子兰仲适返美国。先生已疾笃，口不能言，唯能以目示意而已。他表示认得并知道我们来看他。我离开后次日，铁铮同学即以电话传来：先生已驾鹤西归了。

但这个春节真是有人快乐有人愁。那些被打成的师生，哪能有一丝一毫的快乐呢？按毛的说法，按当时的政策，就是敌人，与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即使对其中的多数按处理，也还是敌我矛盾啊！一个国家，平白地把那么多(据公开的说法共五十多万)的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其中在军队里的也有七千多人)划为敌人，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杨生茂教授主讲世界近代史。

作为雷海先生的助手，陈枬先生的授课质量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古代东方史原定任课教师是雷海先生，但雷被划为后就不能上课了，改由陈先生担任。陈先生讲课的重要特点是材料丰富，信息量大，且剪裁得体，条理分明。看得出，先生非常用功，在讲课上是很费心思的。在上她的课时，我抽空草草翻了一下《圣经》，算是知其大略。好多年以后，我才把新、旧约全书读了一遍。

教育和教改的第一个，就是由学生编讲义。我也参加了这个伟大工程了，具体编的是中国近代史讲义。其实，我当时还只是在中学学过近代史。但是，既然全国都要“，解放思想”，有什么不能做呢？就这样，没有一位老师参加，没有一位老师给予指导他们也不敢指导，由几个二年级的学生和像我这样的一些一年级的学生，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把所谓的中国近代史讲义编出来了，并且唐而皇之地付诸剞劂，又唐而皇之地发到学生手上。其他的课程也有类似的情况。

各系都有一些知名人士。如化学系的邱岳、何炳林、陈振衡、陈荣悌、陈天池，生物系的萧采瑜，外文系的李霁野、查良铮(即“”中惨受的诗人穆旦)，数学系的吴大任、严志达、周学光、胡国定、王梓坤，经济系的季陶达、陶季侃、傅筑夫、温公颐(温先生次年调哲学系，他是治逻辑学的)，中文系的李何林、朱维之、王达津，历史系的郑天挺、雷海、谢国桢，吴廷璆等等，都是一时之选。

晚年的王先生有点相信功能之类。有一次我给他去信，谈及羿射九日中之“九日”，可能是特殊情况下光线折射所造成，因近代亦有多处关于天空同时出现多个太阳的记载。他在给我回信时，却谈到功能问题，并谓义和团关于刀枪不入的宣传，可能真有其事，而不涉乎。可见，老先生有时也是挺天真的。

当年考入南开历史系与我同班的，有好几个广东人。谢兰拔、卢炼达、李吉奎，都是梅县东山中学来的。余维嘉来自潮洲。此外还有原籍是广东的华侨生欧慧娟、叶中原。二班的黎善庄、三班的黄昆章、尤传循，也是原籍广东的侨生。欧慧娟同学毕业后先在天津二十二中、后转到附中任教。叶中原同学毕业后不久，大体因为受不了国内的，又出国了。尤传循同学为人沉默寡言，后来就职于崇文区图书馆。黄昆章同学毕业后又考了研究生，后来分配至暨南大学，任华侨研究所所长，学术上领一时之胜，不幸前些年竟先归道山。黎善庄毕业后先在中国旅游局任职，后来也出境了。

二零零八年元月二日于半山园

在大学，我也开始学跳交谊舞。不过，只是偶尔为之，凑数地跳跳罢了，始终没有登堂入室。

南开历史系设立于1922年，第一届的系主任是蒋廷黻，时期做过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大使。其时，学生虽然不多，但范文澜先生也曾在南开执教。建国初院校调整后，这个系当时拥有强大的实力，其教师队伍在全国高校中，可与任何学校媲美。被后人称为南开史学四大家的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雷海，这时就有两位正在南开任教。

平心而论，毛的一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其运筹之精到，其手段之灵活，其气魄之宏伟，其统摄全局、把握全局的能力之强大，都极其卓越超凡。去此，他不可能成就如许恢弘的事业。然而，他并不是什么、救世主。我们不必因其伟大而掩饰其，也不必因其而抹杀其伟大。而对他的不同认识，我认为会延续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我的同学、朋友中，也有人对毛持特别好感或特别厌恶态度的。我想，一致无益也无用，而尊重别人持不同看法的，则是一件合理不过的事。

从五八年底到五九年初，我们年级又先后到了深县的五公写史，到天津永利久大化工厂写厂史。九训、家骝、守志、黄克毅等同学都去了，我因《清实录经济资料汇编》的工作未竟，却没有随行。史的序言，记得后来还登在《》上。厂史写作，却好像没有下文，只收集了许多资料。其中不少都是九训同学整理出来的。

周保山，江苏人，大概生于1931年，是我们的老大哥。他是调干生，原是上海市的干部，为人温文尔雅，质朴淳良，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很好的根底。在待人接物上，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不以富贵而骄之，贫贱而忽之”的态度，至为得体。我和他一直甚为相得。他是2007年12月因患肝癌去世的。他的夫人陶静之女士误记了我的地址，致我很迟才收到讣告。因此，直到次年初，我始致函陶女士一诉悼念之情。其中动情之处，确乎是发自内心的。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巾岸帻，喜茫茫空阔。看东骧神骏，西翦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萍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四围香稻，万顷芦花，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不久，学校又组织大家去打麻雀。麻雀经中央确定为四害之一，这也是五八年的奇事。那年上还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咒麻雀》诗，是个顺口溜：“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哄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建国后，郭老好诗极少(他自己也说：“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他写的“百花齐放”诗也与麻雀诗相类，竟有“夜来香炒鸡蛋，四川厨师的名菜”之类的名句。今天看来，这都成了笑话了。诗人会老的，这是事实，不可能要求他能写出青少年时代的诗。宋词里说，“何逊如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忘却”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少年时那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程度不同地消逝。但太化、太应时化了，恐怕是写不好的更深层的原因吧！在音乐会上听到刀枪杀伐声，只能让人感到不胜其扫兴。

因为人生不熟，天气又奇热，我在汉口没有寻幽访胜，只在江边和钟楼附近徘徊，顺便听听异乡的音韵。武汉许许多多的名胜，都是十年以后才一一游览的。

章罗联盟，据后来所知，其实是乌有的事。章伯钧，1923年由介绍参加，后退出。其二弟三弟皆为员，一病逝于延安，一死于苏联之大清洗。章留德，罗留美。他们的观点的正确与错误先不谈，唯章伯钧与罗隆基素不相能，关系很坏，是不可能结成联盟的。当章伯钧在高压下承认有章罗联盟时，罗隆基曾登门，并折杖见志。

在高校中，南开是战争中被整个炸毁的。炸毁后，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过，“有中国就有南开。”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北返后，到1957年，新建的校舍虽然，唯都很简朴，校园也并不算漂亮。一条大中，两旁的树木还谈不上高大，可以说，许多尚未成阴。马蹄湖与新开湖畔，也未作更多整饬。校园西部除庄稼地外，草野荒芜，斜阳下苍茫一片，大家戏称之为“西伯利亚”。南面的卫津河，当时也只是一弯浊水，乏善可陈。

这是我在1997年回校时写下的《忆南开谢世故人》诗。诗中所说的颜回，是包括着李和同学的。

2005年3月12日

天津是全国著名商埠，是当时三个直辖市之一。除了工商业发达，租界的存在，使得它历来是有钱人聚居的地方，又是下台麋集之地。粗略一看，这个城市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一方面是别墅林立和原租界区的美轮美奂、清幽雅致，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破旧民房蓬头垢面、不成体统地存在。这种尖锐对比的情况，在我看来，似乎比广州要严重。南开大门对着的八里台、吴家窑一带，就几乎全是贫民窟。而再往东行，马场道、佟楼一带，则到处是别墅洋房。

多年以后，我来到大观楼，亲眼看到此联，但把它下来，却是这时的事。

当天晚上，我给家里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告诉家里我在学校的情况。同时又给几个乡亲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讲述我离乡后一的感受。过了两年我回家时，他们还讲起读这封信时的欢喜和激动。

(二)

初到北方，为了克服南人怕冷的弱点，我早晚都用冷水洗脸、洗脚。这件事，我了好多年，取得明白无误的效果是，直到现在，我的手脚和耳朵都从未长过冻疮。而在温暖的广东，倒是长过的。

据说，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但实际上，这种乱破而无立的与，对教学秩序、教学规范和学术研究性极大，使老师们无所适从，晕头转向，使学术和学者，也大大地耽误了我们的学习，还给年青人一种不讲道理、无限上纲的导向。后来了，好长好长时间，我和一些朋友，对“教育”和“教改”这类词都非常厌恶，一提到它们，头皮就发麻，内心就发怵！事实上，不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院校，这几十年来的教育和教改，带来的负面效果，是远远大于正面效果(如果有的话)的。它带来的问题，比原来存在的问题要多得多，要严重得多，要恶劣得多！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经济学是经济系一位从人民大学毕业的年青老师上的，听口音像是两广人。课讲的不好。同学们提意见的很多。最后，只好调经济系的魏埙先生来上。魏先生当时已是副教授，课讲的挺好，剩余价值论讲得十分透彻，大家都挺满意。1980年上半年，我奉海军部之命，在天津草坨子办经济学培训班时，请过南开经济系许多先生来开，其中就有魏先生，还有谷书堂，刘茂生，郭鸿懋、朱光华、苑茜、徐振方等许多先生。

匆匆一遍，以为虽系普及读物，然审订精严，史料根据至为扎实，绝无时下学界滔滔者浮华之习。意者，其谨严问世，厚积薄发之谓欤！

南京曹智英

这些讲义的质量之高超是无庸讳言的，拿中国近代史来说，无非是把《选集》中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加上对范文澜、胡绳辈著作的改头换面，凑出来的罢了。不过，它们的质量，最后不是由别人，而是由学生自己作出评定的。发讲义要收费，这是当时的做法。但学生们对这些的产物不予认可，一直交费。拖欠了一年又一年，一直拖到1962年毕业，还有不少同学拒交。为填补经济损失，学校采取强硬措施：不交清讲义费不给迁出户口。面对霸王条款，同学们急于到新单位报到，才“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自认晦气，交费了事。

在我们的高年级学生中，也被划出了不少。历史系中就有好几个。数十年后，不同年级的同学分别，由于当年的，在其后的生活中，有些年级的竟成为会，以至从此再也无法进行此种活动。我们年级幸而没有，所以尽管也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日后相逢，也不至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抱有切骨之恨，因而能多次进行。

我们在第二饭厅就餐。南开的食堂是全国高校的红旗食堂，那时的伙食是很好的，营养配置按照卫生标准。和中学不同，吃饭没有固定的，使用公筷，四菜一汤，八人一桌，凑齐就用餐，鱼、肉、蛋、菜都不缺。餐具也不用自己，用完放下，由工作人员统一消毒。后来我们到、北大吃饭，看他们的饮食，同南开比起来，简直就不成体统。背地里，我们叫他们的是叫化子食堂。但是，由于就餐没有固定，人又那么多，管理上就很有困难，外来的人员可以随便混进来用膳。邻近的一位同学，就在我们食堂吃了几个月的饭，才偶然被发现。

袁华音是调干生，江苏人，年龄与保山同学差不多，是员。他治世界史，毕业后先在武汉大学任教，后调上海大学，在社会学系任教授，也是学业有成的人士。

遄此，

中文系的马汉麟先生是游国恩先生的女婿，在语言学界也是个闻人。他讲授古汉语，着重语法上的分析。我从中学起，就对汉语语法不感兴趣，此时还是一仍其旧，认为几千年来，中国并无语法，自己能看懂就成了。到了考试，我对语法部分的试题就感到茫然，干脆不答。结果，我只得到三分(五分制)。全年级和我一样得到三分的，记得还有刘泽华同学。其实，我的看法有偏颇，研究语法问题，对掌握古代汉语是有好处的。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杨献珍讲了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把思维当作存在的论，又检起明朝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句话来说事，做哲学文章，说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又是合二而一的。如果说，前者还同对的非议有关，后者则完全只是学术上的问题，却被批为反对的“一分为二”，同国际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论(三和，指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指全民党、全家，主要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领导人先后提出来的)相呼应，因此遭受了一场。解放军学院的王唯一、滕云起等人，也被打作“杨献珍的徒子徒孙”而。王唯一，滕云起留党察看两年。“”过后，这个案被了。这时，杨献珍却抓住批过他的艾思奇(已于1966年逝世)、吴江等人不放，在报上喋喋不休的纠缠了好几年，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

李吉奎勤奋自励，学业。毕业后先赴东北文史研究所工作，后调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他于孙中山及人物的研究用功甚勤，穷年兀兀，成就甚丰。他与林家有先生合编著的《宋美龄传》，对传主行事，一一照录，至于，则多留与读者评说。此举深得我心，以为系作史之一种优良手法。犹记2005年他惠我大作时，我曾致书志谢。书云：

作者：曹智英

五八年学校在体制上有过一个大变动。当时，在中，全国都仿佛在搞体制。天津市下放给省，南开也由教育部部属下放给省。对此，省真是甘之如饴，它打出的条件是学校经费只能比部属时多，绝不会比从前少，物资供应也一样，只是在毕业生的分配上让优先。为履行承诺，省立刻拨款给南开建一座十二层的教学大楼，还建了其它几座楼。一直用到如今的南开的教学主楼，就是那时建造的。对此，南开人有些腹诽，但并无公开的。其所以阻力较小，原因之一可能是南开本来就是个私立学校，抗战中并入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才地改为国立的。现在搞成省属，名头虽小了，但能得到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只是如白衣苍狗，过了不多久，形势又变化了，天津又是直辖市了，大概在一九六零年，中央又把南开收回归教育部直属了。省投了资，放了血，却捞了个水中的月亮。

我们系里为质量，开辟了一个“西瓜园”，凡是所谓质量高的，都可以送到“西瓜园”里去。我和几个同学，合伙给哲先生写了一张，透过发下来的讲义，王先生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立场。这篇东西不仅被选入“西瓜园”，还被选入《历史科学两条线的斗争》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然，这也是一篇八道的文章。多年以后，我同王先生讲起这事，他笑笑说，哪能怪你们这些大小孩啊！

同许多新同学一样，我对学校的生活作息制度是很遵守的高年级的同学和调干生对此就马虎多了，每天的体育锻炼，特别是早上出操，我都按时参加。可是，有一次，我出了个大洋相。先是，好心的刘予苇同学看到我没有更换的鞋子，硬要送我一双他从家里带来的宽口的布鞋(人称博士鞋或老丈人鞋)。一天，我穿着这双鞋去做早操，因为不习惯，鞋子很容易脱落。当做操做到踢腿运动时，我的鞋子竟一下飞了出去，并落在站在我前排的一个女生的头上。这当然要引起一片哄笑声。当被那位倒楣的女生狠狠地瞪我一眼时，我真恨不得化作土行孙遁地而逃，或化作雷震子而去。然而，我既不会，又不会遁地，只好硬着头皮，到那位女生面前，深深一鞠躬表示歉意。好在大学做早操并无固定的排列，以后的日子，做操时，我就找个偏远的角落，自觉地把自己边缘化了。为这事，我“记恨”了予苇同学几十年，认为都是他给我惹的祸。

“我是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

姜学仁，湖南人，为闻人蒋廷黻先生侄辈，但因早失怙恃，少年时代即随舅家居重庆，遂操一口四川话。入学前，他是海军少尉。学仁博识强记，于时政、人物，与王显乾雅有同好。又好文学，涉猎广泛。于《水浒传》中一百零八条好汉，各各绰号以及使用何种兵器，均能应对如流，令人折服不已！其为人重情义，善，对事物持有不犹不疑之见解，而不拘小节，生活中笑话奇多。他治中国现代史及中史。毕业前一年，毕业后远赴新疆，任新疆医学院教研室主任。“”中，，更被定为，被党藉。竭蹶，而不改其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怀抱。晚年随夫人俞婉芳大夫、儿子姜枫定居上海，生活安定。我同学仁相交数十载，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或许间有不同，然肝胆是可以相照的。

党委楚云，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年就调走了，听说是犯了什么错误，受处分。

“我是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

谢兰拔在中学是学生干部，颇有工作经验。毕业后亦在，但多年不知其具体下落。

李霁野先生，早年在鲁迅麾下，这时是外文系主任，他还兼着天津市文化局长之职。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拨到天津市来的电影，多半就在南开首放。天气好时，放电影的地点都在图书馆东侧的开阔地，天气不好时，即在第一饭厅(兼做大礼堂)，票价固定为五分钱，与澡堂票价一样，价格五年未变。我深爱当时的苏联电影，觉得它们比一般国产片的水平要高。特别是改编自一些名著的片子，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白痴》、《白夜》、《王子复仇记》、《第十二夜》、《欧也妮葛兰苔》、《奥赛罗》等等，尤使人深深。联系到中学时代所接触的苏俄的文学、艺术、音乐、美术等等，我更进一步坚定了前此对苏俄文艺成就的评价。所以，每逢上演苏联电影，我都不会错过。

记得也是五八年下半年的事，经济系和历史系合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经济系的同学与我们合编成一个个小组，展开对马先生的。

但显得颇为例外的是，经过十年的努力，学校藏书已有二百万册上下，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算是学校建设的一项很辉煌的成绩。我进入图书馆后，面对这浩如烟海的书籍，通过馆员的介绍和指点，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世界上的知识是何等的无际无垠！自己所知的部分是何等渺小，何等的不足道啊！前此抱在胸中的几分自负，一下子如风卷残云般被无余，代之而来的，是《庄子》中河伯面对着北海时那份和羞愧。

最初，因为还没有分班，我们住的宿舍是临时的。当时同我住在一起的，有周保山，刘予苇，王显乾，萧行铭等同学。

秦汉史由杨翼骧先生任课，用的教材是杨先生著的《秦汉史纲要》。

天海茫茫，故人云逝，屋梁月落，痛悼无涯。犹记五七年初识周兄于卫津河畔，嗣后南开五载，附骥相随，对门风雨，受教。本拟再剪西窗之烛，更聆；何期中原星陨，永隔天人！际此金陵岁暮，落叶西风，回首平生，追思永永。故人知我，当不弃而入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