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数据多跑让群众少跑腿

　　前段时间，桔子酒店CEO吴海在网上发表了写给总理的5000字长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痛陈中小企业在基层部门办事的种种不便，以及到的一些不待遇。这封信引起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吴海也受邀进入与有关部委当面交流。

　　吴海“办证难、办事难”的感受引发了很多人共鸣，前段时间就报道过各地不少“奇葩证明”事件，比如迁户口要求证明1岁小孩无犯罪记录，办房产证要求证明结婚之前是未婚，小孩上学还需家长去开无人监护证明…… 类似的“奇葩证明”，你在平时还遇到过哪些？你认为百姓办事难的症结是什么，该如何破解？简政放权有哪些好的做法，该从何处进一步发力？近日，长沙晚报第332期《你说话吧》向各地网友征集意见与看法，并于近日邀请部分本地话友来到南岩轩茶业雍景园店，就上述话题进行了一次现场讨论。

　　吕金达（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居民）：近两年部门进行简政放权，效果显著，百姓感觉办事比以前方便多了。比如从今年4月起，长沙市医保局尝试将基本医疗、生育保险异地审核报销业务前移至各区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员可就近选择医保窗口办理业务，并且报销到账时间也缩短了，百姓真个儿高兴。这说明，部门只要增强服务意识，为民办实事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徐大山（湖南省老干部诗词协会副秘书长）：“门难进，脸难看”，就必然“事难办”。可以说，基层工作人员的脸色，直接决定了群众办事的难易程度。就在前不久，河南三门峡出租车主徐胜利到该市城市客运管理处反映情况，竟被该处官员姚建文不止，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从各地新闻报道的情况来看，目前还有不少办证程序过于繁琐，不同地区、单位间协调性不足，甚至在程序上互相矛盾、互为前提，出现一些“奇葩证明”。

　　云安琦儿（广东东莞网友）:我表妹把身份证弄丢了，她叫家里补办后寄过来。拿邮政快递时，快递员要表妹出示身份证才可以拿，其他证件都不行。尽管快件上我姨妈特别备注了是证件，但快递员依然机械，硬是不给，快件又给退回去了，最后我姨妈换了她同事的名字给重寄了一次才拿到，真是太有戏剧性了！

　　风信子（安徽亳州网友）：我办事曾经被卡壳，弄得头都大了。当时是要开一个未婚证明，在街道办事处被卡了很久，跑来跑去盖了十几个章，最终交纳全家一年的卫生费才给办了，莫名其妙！

　　天地任我游（福建泉州网友）: 有些素质差的办事人员，为了一己可以“”地整死一个企业！所以有句话说：“搞好一个企业靠一个人是不行的，但一个企业一个人就够了。”

　　星球大战（上海杨浦区网友）：这几年从上到下进行作风整顿之后，明目张胆吃拿卡要的情况已大大减少，但在一些地方，出现可罚可不罚、可重罚也可轻罚、可快办也可拖着不办等情况时，个别职能部门依然存在手握“自主裁量权”寻租的情况。

　　陈求实(省环保厅退休干部)：据报道，前段时间，一位资深检察官突然离职去当律师，感觉很不适应，因为她在体制内呆惯了，没有直接感受到百姓办事遇到的种种困难。我认为政策设计者和执行者应体验百姓感受，这样有利于深化和简政放权。

　　快雪时晴（郴州网友）：对于办事难的现象，有些职能部门、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好像并不明显感观，他们认为自己照章办事，一板一眼，十分正常；但对于一个具体办事的而言，他有所求，可能心情十分焦急。比如迁户口，有的办了两年都没解决，找到居委会和街道、辖区单位，在各式各样的部门之间来回奔波，弄得身心疲惫、心情烦燥。如果政策设计者没有切身体验，不去为老百姓着想，那么制定的政策就可能是闭门造车，无法让群众满意。

　　经济观察（东城区网友）：有些法规的模糊、不明确，导致多部门谁都可以插一腿。以前或许百姓还能通过请客送礼促使提高办事效率，现在反腐严了，一些部门就拖住不办，或搞所谓的“一切按规矩办”，可百姓又不知道规矩在哪里。有很多现象跟法律法规的滞后有关，比如《治安处罚法》，男女在酒店同处一室要有结婚证。这相当于法律给了门随时敲门检查的，可这样，酒店还怎么开？

　　吕金达：不客气地说，一些奇葩证明产生的根源，就是个别机关不相信群众能，因此动不动就让群众自证清白。

　　枫叶（广州网友）：过去办事程序之所以繁琐，根本原因还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壁垒在。对于某件事情，有就一拥而上，都要分一杯羹；有麻烦就互相推来推去，踢皮球。下级单位等上级的文件，平级单位谁也不服谁，能糊弄就糊弄，不能糊弄也不主动沟通，宁愿让在多个单位之间来回奔走传话。

　　陈求实：中国长期以来是人情社会，向社会过渡还需一个过程。所以很多时候，群众办事是否顺利，取决于经办机构的态度和办事人员的素质。在这样的下，“人精”、会来事的人更吃香。应弥补制度缺陷，由群众“求办事”变成部门“要办事”。

　　陈求实：不可否认，有些时候老百姓之所以感到办事难，可能还是对办事流程以及哪些事情能办、哪些事情不能办不了解。在办事之前，就已经预设了立场，一出现按照正常程序可能比较慢的情况，就认为是有人从中作梗，这种思想也需要纠正。

　　李继忠（长沙某科技公司董事长）：换一个角度思考，是不是也该反思我们以前一些不好的做法。比如，在“给钱就办事”的思维下，一些人已经习惯了“破财消灾”、花钱打点，而这势必对办事人员形成一种反向激励，他们会更加习惯那种“一下就有钱进账”的套。如果没有这样的土壤，百姓自觉抵制潜规则，相信一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仲夏夜（浙江杭州网友）：我：一要梳理整合部门职能，从顶层设计上进行整体规划，精简机构；二要减少中间环节，对办事流程要程序化、量化处理，哪个环节需要多久要有时间，超出时间的，除明确的特殊情况外要做具体处罚；三要向各行业协会企业征求清单；四是要对一些模糊作出具体的解释，使其具有可辨识度、可操作性。

　　洛斯（广州网友）：出现各种“奇葩证明”，主要是因为部门的手伸得太长了，应该将制度的里，让市场经济成长。

　　崔启明（长沙市芙蓉区东郡社区居民）：去年，长沙出台“清单”和“流程清单”,限定了的边界,全年市本级行政审批事项精简率约58.2%，部门行政职权精简率高达61.7%，以市工商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办理为例，后的办结时限从原来的5个工作日缩减到1个工作日，提速达80%。今年，长沙在此基础上，计划在6月底前出台“责任清单”，明确职责分工，防止“多龙治水”、“踢皮球”，构建权责一致、权责对等的政务体系。想要老百姓办事不憋屈，首先要做的就是对部门的、职责范围进行清晰，建立清单，不能，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刘树柏（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街道居民）：简政放权成效好不好，应该交给群众来评价。现实往往是，老百姓的声音反映不上来，这需要健全沟通渠道，让群众在中能够发声。

　　吕金达：我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个政策监督办，向广大群众说明，我们专门监督办事人员，哪些证明该开，哪些不需要开，如果老百姓不清楚可以到政策监督办去咨询。这样就解决了问题和纠纷，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李继忠：我觉得专门成立政策监督办没有必要，要想纠正不良之风，关键还是领导要肩负起一定责任。投诉办事人员存在问题，就应该立即责成调查，及时纠正错误。同时，要敢于发声，敢于运用法律武器较真，对不合规矩的做法，就不该。

　　快雪时晴：消除办事痛感的核心是的简政放权，而简政放权应该和干部的作风建设同时进行。

　　刘爱兰（长沙市开福区洪山街道居民）：简政放权就是贯彻的基本原则。只有转变工作作风，部门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企业才能集中精力抓生产、销售，而不是花很大精力去办证，跑审批手续、盖章等等。

　　风信子：今年初，国家信息系统上线运行，实现了对业务的全覆盖。这一系统的使用，实现了对事项的可查询、可、可督办、可评价。现在是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部门就应该这样，多用互联网思维，让数据多跑，让百姓少跑腿。如果把个人信息都连接起来，各部门共享，不就能减少群众跑腿吗？

　　李继忠：今年2月，浙江丽水市开始全面启用人口信息管理升级系统，在全市范围内实行户口迁移“一站式”办理，让跨区县迁移户口的市民不再需要往返跑，节省了时间和精力。这也是简政放权借助现代网络技术的好例子。我认为还可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同步推进。如果个人信用的点点滴滴也能在系统中体现出来，想必，那些不必要的证明也会被淘汰掉很多，整个社会的诚信氛围也会更加浓厚。

　　刘树柏：前不久，长沙市支队通报，将与腾讯合作打造“互联网+”交管全融合平台。该平台上线后，用户将体验到“互联网+”带来的服务新模式。摇一摇就能缴交通罚款，不必再开车跑到队去排队久等，这些将在今年内变成现实。我觉得这是运用互联网思维的一个极好范例，值得其他部门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