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豪恩微博专家谈国企改革：要唤醒那些“装睡的人”美丽说优店

　　2017年4月17日，在“国是论坛——2017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有企业研究室主任项安波谈了他对2017国企改革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国有企业为主战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发展腾出新空间。但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的积极性还未有效释放。为了推动国企改革落到实处，他提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着手释放人的积极性。以下为发言实录。

　　一季度央企双创佳绩

　　得益于提前布局转型升级

　　一季度6.9%增速好于预期。实际上在4月14日，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央企的数据，央企创下近年来最佳业绩，营业收入一季度实现了6万亿，增速19.2%；利润总额3120亿，同比增长23%，净利润同比增长26.5%，央企效益明显好转。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再拉长一点，可以发现，从2016年第三季度开始，企业的整体效应已经是趋稳向好的趋势，现在我们感觉这个势头还在进一步的巩固，一些积极因素在不断积累。

　　如果我们时间再拉长，至少5年前，就有相当一批的先行企业意识到“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开始努力进行转型升级。 企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克服成本上升、需求下降等困难，较好的避免了转型升级中可能出现的失速等问题，企业在努力从过去规模速度型的发展模式向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模式转变。通过微观主体的努力，推动宏观经济的发展模式从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为目前宏观经济稳中向好提供了比较有力的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背后

　　企业整体效益回转向好，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主战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发展腾出新空间，这个成效开始显现。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等，蓬勃生长、充满活力，为经济发展补充了新动能。

　　同时，在过去一年，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是通过十项试点等取得了经验。比如，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特困企业改革和僵尸企业退出的措施，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等，实际上跟过去解决国有企业遗留问题比较好地结合起来了。再如，去年，央企和地方国企在释放人的积极性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结合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等，来推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的市场化选聘改革，以激发国企活力。此外，结合垄断行业体制改革来推进七大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方面，中央和一些地方上都取得了一些进展，积累了经验。

　　整体看来，过去一年国企改革取得一些成果，但面临的改革任务依然非常繁重、复杂又艰巨。

　　如何释放人的积极性的问题？

　　当前国企改革与发展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人还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缺乏积极性。这很大程度上与我们传统制度安排上忽视人力资本“非激励难以调度”等特点有关，也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当中重视国有资本或者物质资本、忽视发挥人力资本的主观能动性有关。当前国企改革工作千头万绪，关键是抓住人的积极性这个“牛鼻子”。改革还是要人来推进。下一步需要解决怎么释放人的积极性的问题，来推动国企改革落到实处。

　　第一，现在已经建立了保护国有资产的追责机制，但还缺乏保护改革者的免责机制。有一些地方建立了免责机制，在促改革方面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2017年，国有企业改革将进入施工高峰期，建立免责机制和完善追责机制同等重要。建议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化解改革者后顾之忧，如建立改革申诉机制和专业评判制度以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对有争议的国企改革追责问题，成立以法律、财务、审计、管理等专业人士和企业家为主的专家组，依据商业原则进行评判。评判结果作为是追责还是免责的重要依据。

　　第二，因为国有资本是层层委托代理，这就涉及到缓解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问题，需要为国有企业提供积极股东。这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一是在满足条件的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更有内生动力的社会资本和战略投资者。只要股权结构合理，这类投资者很容易成为积极股东。二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等企业化的出资人代表机构，应以出资额为限、以股权为纽带，选派专职股权董事、通过公司治理渠道、按市场化方式履职行权等方式实现国有股东“人格化”，做积极股东。

　　第三，激发企业家精神。前面说建立免责机制，这只是避免出现“装睡式”的消极怠工，如果要唤醒这些“装睡的人”，并激发企业家精神，还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和完善政企关系，提供有益于企业家精神产生和成长的制度安排和商业环境，重点是对改革和创新行为提供制度性激励、对创新成果提供法律或制度化的保护。其次，完善市场化选任机制，以促进对企业家实现控制权激励。第三，既要纠正国有企业自身机关化、官僚化的倾向，更要避免官僚主义对企业家精神的压制。此外，需要利用多种方式，建立兼顾利益、晋升和荣誉三位一体的综合激励体系来激励企业家。最后，在产业规划以及税费等涉企政策制定上增加企业家参与度和话语权，发挥企业家精神“生产性”的一面而避免其“破坏性”的一面。

　　第四，对在市场化公平竞争行业的国企，深入推进市场化选聘经理层改革。可以赋予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董事会在高管选聘、薪酬分配等方面的更完整职权。在已经形成市场化公平竞争环境、经营业绩真实反映经理层能力和努力的国企，加大经营团队整体市场化选聘力度，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营造有利于促改革的人力资源生态。

　　总之，在国有企业，只有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有效结合，“活资产”驱使“死资产”，“主动资产”驾驭“被动资产”，才能产生积极效应。需要并重人力资本与国有资本，使两者相得益彰，才能形成有质量、可持续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如何实现“管资本”？

　　“管资本”是三中全会《决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

　　一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以提升“管资本”能力为目标来完善国资管理体制，特别注重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完善政企关系等方面的作用。从过去出资人监管以行政化方式为主向市场化方式为主的转变中，提升国有资本效率。

　　二是在竞争领域推进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和证券化。上海等一些地方，在这方面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

　　三是在企业层面怎样提供积极股东。这需要做到主要以《公司法》为依据，以出资额为限、以股权为纽带、以派出专职股权董事为手段、以公司治理为主渠道，按市场化方式去履职行权，参与和影响控参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但不直接干预企业日常经营。

　　(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有企业研究室主任项安波在“国是论坛——2017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