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方平讲述红小鬼随解放大军进城
方平向记者讲述往事。记者 王增芳 摄
方平珍藏的1949年4月27日奉命下山时向保长们发放的筹集军粮通知。
讲述人：方平，１９３２年９月出生，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离休。曾任共青团宁波市委副书记、宁波市委办公室文卫科长、宁波日报社副总编辑、宁波市文联副主席等职，现任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记者 毛信意 整理
1、不满校方处理同学，被逼上四明山
１９４８年夏，我从慈溪县立初级中学毕业，进入鄞师普师部就读。
鄞师有光荣革命传统，学生中爱国进步思想基础较好，全校民主空气十分活跃。当时，校学生自治会主席陆平一，是我在慈中的老同学（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已是地下党员）。后来，我也被选为学生会的油灯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全校各教室上夜课照明用的煤气灯（气油灯），负责收缴和保管煤油费，购置、使用和维修２０多盏煤气灯。
学校靠近四明山，深受四明山根据地革命的影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山上带来的《四明简讯》和解放区出版的一些书籍，如《大众哲学》、《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我们的数学教师陈宗慧是地下党员，每次上数学课只教一会儿课本，接着就讲政局形势、战事消息。
相距咫尺的梁山伯庙小学教导主任陆谊全（刚从鄞师毕业，后改名吴海峰），还有后塘乡中心小学校长王征荣（王毅）都是地下党员，他们常来我校与一些同学“聊天”，宣传革命道理。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中，青年学生思想就容易激起革命热情。
１９４９年２月，我１６周岁刚过。当寒假后我返校时，就发现翁心惠、陈宗慧等几位进步教师已被解聘，转到别的学校去了。还有陆平一等近２０位进步同学被“暗退”，即私下个别通知，勒令退学了。学校里搞得人心惶惶，不过，我很快就知道了陆平一等同学已先后进四明山参加革命了。
４月中旬的一天，我看到学校布告牌上张贴了一份校方处分陆平一同学的布告。
“明知陆平一不会再来上学了，还要处分他，这显然是杀鸡给猴看！”我一气之下，就把这张布告撕掉了。
训育主任宣文本立即集合全校学生，追查“是谁撕了布告？”
我当众挺身而出，大声说：“此事是我干的，校方这样做，是在迫害镇压我们同学。”
宣文本二话没说，向同学们宣布解散回教室，他自己怒气冲冲地走了。
当时我意识到，“我这是在公开与学校对着干，这下子自己肯定有麻烦了，校方不会放过我的。”
许多同学也劝我及早防备。我想来想去，一夜无眠。
第二天清早，在大家起床之前，我就约了与我关系密切的３位同学，借口去宁波城里采购气油灯用的煤油，径直投奔四明山。
我在鄞师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学生，因为卷进了学生运动的浪潮，最后被逼上了四明山。
2、为迎接解放军，下山征粮2万多斤
我上四明山后，先到鄞慈县办韩毅同志处报到，她分配我做民运工作。不久，又调到四明工委举办的“城市工作学习班”，学习“城市政策”、“工商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为接管城市做好一切准备。
我们这个学习班的后期是流动性的，在学习班支部书记（指导员）余文光和闵文同志带领下，大多数日子是日宿夜行，每天揣着一颗既紧张又喜悦的心情，盼着宁波早日解放。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加紧了对四明山的封锁与“清剿”。有几次，我晚上都睡在山上荒草乱坟堆里。有时，我们刚从一个村里转移出来，那边就传来枪声。虽说革命者不怕死，但我毕竟年纪还小，一听到枪声还是会心跳腿发抖的。
有一天，指导员余文光把我和一位姓张的同志叫去，说是为了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需要赶紧筹集军粮，组织上决定派我俩下山，到高桥、望春一带去找几个保长征粮、借粮。他递给我们一张纸，上面写着要找的几个保长的名单，还有很多份《浙东行署总办鄞慈办事处紧急通知》，是腊纸油印的向各乡保征借粮食的通知书。
我至今仍保存着一张当年曾使用过的这种通知书。内容为：“查国内形势已趋突变，浙东解放即在眼前，为供应解放大军军粮，除该保所欠卅七年度爱国公粮限克日扫数缴清外，特规定预借食米五千斤。该项预借食米，不得向贫雇农摊派，并限于文到三天内火速准备，以便随时提取，事关军需，切切勿误为要。”落款署名鄞慈办事处主任钱铭岐、副主任金声，还盖上浙东行署总办鄞慈办事处的篆文大红印章。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当时，余文光还对我说：“小方平，这次派你去，一是因为你在鄞西的鄞师读过书，对这一带地方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也是给你一次锻炼考验的机会。”
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下山去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又是为了迎接解放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因此，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但那时毕竟还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驻守在鄞西一带，到城郊去活动是有风险的。与我一起去的那位姓张的同志，年龄比我大。他鼓励我：“这次去，我们一定要胆大心细。”
第二天，我们穿着山民的衣服，化装下山了。在接下来的二三天时间里，我们先后找到了四五个保长，通过讨价还价，总算明确落实了２万多斤粮食。按照“紧急通知”的要求，限他们三天内把粮食集中到指定的地点，以便随时提取。
当我们完成任务，回到鄞慈县办驻地翁岩时，县工委领导韩毅拍着我的肩膀，表扬说：“小鬼，还真行呢！”
3、从宁波西门口进城入住国民党鄞县县政府
随着解放大军的南下，消息纷纷传来：“绍兴解放了。”“大军已过曹娥江了！”“大军已到余姚了！”
５月２３日，我们在鄞慈县工委、县办领导率领下，转移至鄞西石塘村。这一夜大家都很兴奋，确实没有好好睡觉。
５月２４日，天蒙蒙亮，我们都起来了。县工委书记、县办主任钱铭岐带领鄞慈县党政干部和县中队战士一起，约莫二三十人，背着枪等候在石塘山脚下。
这时，附近群众和教师、学生也纷纷赶来，还带着茶水、鸡蛋等慰劳品，手执彩色标语旗，拥挤在村口路旁。
等了好一会，忽然有人叫起来：“大军来了，大军来了。”我们先是看到，从西边方向过来五六个打前哨的尖兵。他们穿着草绿色的军装，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走在队伍最前面，警觉地探路。后边就是大部队过来了。
人群立即欢呼雀跃起来。我们在余文光的指挥下，唱起了“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等革命歌曲，时而又喊着：“向大军同志学习，致敬！”“向南下老大哥学习、致敬！”的口号，几位女同志还扭起了秧歌舞。
大军中走过来一个干部模样的同志，抚摸着我的头顶，亲热地问我：“你们这里是革命老根据地吗？”
站在我一旁的县中队指导员吴海峰，替我回答说：“我们这里叫四明山，是浙东游击队，过去叫‘三五支队’。”同时，还指着我说：“他还是个小游击队员呢！”于是，这位干部和我亲热地握了手。
当天傍晚，我们根据上级通知，集合队伍，跟随解放大军，从宁波西门口进城。这一晚上，我们就住宿在国民党鄞县县政府（今府桥街）内的一个破矮的厢房里。
２５日拂晓，即传来了宁波全城解放的好消息。我们一起走上街头庆祝。
５月２６日，我们当场分配了工作。我去狮子街军管委职工部（市总工会前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