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女子起诉索要38万货款 钱没要到反倒欠对方10万

　　起诉别人拖欠货款38.4万，被告未到庭，本以为胜券在握。没想到，经过一审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不仅没欠钱，还多付了10万给原告。1月8日，此案二审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未当庭宣判。

　　“一审会出现如此离奇的判决，是因为法官对同一份报账单，承认一部分，否认一部分，太矛盾。一个证据，不可能是真的又是假的。”毛女士二审代理律师张律师认为，原告证据是一体的，不可能用己方证据否定己方观点。

　　这一判决在法律界也引发争议。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一审法官既当法官又当“被告辩护律师”，涉嫌违反“证据优势原则”，作出不利于原告的推定；也有人认为，主要问题在于代理律师，诉讼技巧上出现了偏差，法官在证据采信上也存在问题。

　　焦点

　　如何确定单价和金额

　　15张进购单，其中2012年2月24日、2012年2月29日的2张“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均是由刘女士或杜先生填写、签字确认，因此法院对这两张进购单予以完全确认；而其他13张进购单中，品名和数量虽然由刘女士或杜先生填写，也有他们的签字，但单价及金额部分，由毛女士补填。

　　起诉别人拖欠38万货款 法院：对方还多付了你10万

　　毛女士与丈夫朱先生在成都荷花池大成市场经营服装生意，在新都又有厂房，兼做生产和销售。2011年，经人介绍，毛女士与刘女士、杜先生夫妇相识，后者在金荷花市场销售裤子。

　　毛女士说，最初，刘女士夫妇在毛女士工厂做来料加工，2011年冬季，开始整体定做。

　　“那时候订货是把所有客户召集起来，开订货会，春夏一次，秋冬一次。”朱先生说，刘女士到厂口头订了货，后面补订两次，前前后后一共预订了11416条裤子。

　　毛女士说，订货后两个月，2012年2月15日，他们开始送第一笔货，到当年3月31日，刘女士的货全部交完，总计金额72.6万元。

　　“交货后，一般一个月后我们就开始让对方回款。”毛女士说，一开始回款挺正常，1万多元、2万多元、3万多元、4万多元，刘女士夫妇用现金回款。2013年2月9日除夕，刘女士方支付了3万元，后面回款出现异常。

　　“一直给他们电话，电话要接，就说资金困难，让我们宽限。”毛女士说，在他们的催收下，2013年10月19日、2014年1月6日，刘女士通过银行转账，分别支付了1万元和9000元，总共支付34.2万元。

　　毛女士称，大成市场与金荷花市场不过千米之隔。2014年春节后，她再次上店铺找人，而刘女士夫妇已经把店铺转让，人去楼空。

　　“此后两年，我去眉山老家找过他们两次，每次都是拎着礼品去，对方父母接待，还在她家吃过两次饭，但他们就是避而不见，电话不接。”朱先生说，刘女士夫妇尚拖欠着38.4万元。

　　此后，他们向对方发过律师函，也多次催收，无果。2018年8月26日，毛女士将刘女士夫妇起诉至新都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支付货款38.4万元，开庭时被告未到庭。

　　去年4月22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经过核算，毛女士与刘女士夫妇可以确认的货款只有24.3万，鉴于毛女士自称刘女士夫妇支付了34.2万，已经超过24.3万元，因此驳回毛女士的诉讼请求。

　　二审代理律师质疑 一份证据，部分真的，部分假的？

　　拿到这份判决书，毛女士觉得晴天霹雳。“被告都没有到庭，我不仅输了，还倒欠10万元。”

　　毛女士二审代理律师张律师说，若这份判决书生效，被告刘女士夫妇以此判决为依据，可以索回判决书确定的超过24.3万元外的10万元。

　　记者从判决书中看到，此案核心证据在于15张进购单。

　　判决书显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第一，毛女士与刘女士是否具有买卖合同关系。法院认为，双方虽然没有买卖合同，但是15张进购单确有刘女士、杜先生的签字，可以认定双方形成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

　　第二，双方的交易金额如何确认？

　　法院认为，15张进购单，其中2012年2月24日、2012年2月29日的2张“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均是由刘女士或杜先生填写、签字确认，因此法院对这两张进购单予以完全确认；而其他13张进购单中，品名和数量虽然由刘女士或杜先生填写，也有他们的签字，但单价及金额部分，由毛女士补填。 对此，毛女士在庭审中称，单价和金额是在刘、杜两人认可下，自己补填的。

　　由此法院认定，对于在前2张出现过“品名”的单价和金额，法院予以确认；未出现过的，由于毛女士无法提供证据，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不予以确认。经过此方法核算，最终法院确认双方交易额为24.3万元。

　　“以2012年2月15日的进购单为例，出现了9个品名，其中有2个品名在24日和29日出现过，认了；其他7个，没有出现，法院不认。”毛女士二审代理律师张律师说，这种确认证据结果是，同一份进购单，里面的内容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张律师解释，原告提供的一份证据，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真的。另外一种情况下，在被告质证下确定是假的。

　　“被告没有出庭，放弃举证，应该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张律师说，判决也无法解释为何刘女士夫妇会支付了34.2万元给毛女士，其中两笔，是在双方合作关系结束后支付的。

　　二审焦点 围绕如何确定单价和欠款金额展开

　　因不服一审判决，去年5月6日，毛女士提起上诉。1月8日，二审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依然没有到庭，法院进行缺席审理。

　　记者在庭审公开网看到，整个庭审只持续了30多分钟，法庭调查焦点依然是如何确定单价和金额。

　　法官问：你解释一下，为何有13张进购单上的单价和金额，是刘女士签字后你补签的？

　　毛女士解释，“因为在送货时，刘女士已经知道价格，不希望员工看到价格，对方要求不写价位的”。张律师补充说，属于商业秘密。

　　而对方是如何知道单价的呢？毛女士表示，因为对方来厂里下单，对方认可了才下单的。

　　法官继续追问：“对方是如何知道的？”毛女士表示，打印了一个表格给客户，客户看了可以才下单，属于口头约定，对方没有签字。

　　法官问，在被欠款后，毛女士是否催收过款项，譬如以短信或者其他书面凭证催收过。毛女士表示打过电话、上过门、发过律师函，但无可以佐证欠款数额的短信。

　　庭审后，毛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那13张进购单补填的字是谁填的。毛女士称是会计补填的，这符合荷花池市场的交易习惯。

　　张律师说，本来因为刘女士躲债，才起诉主张权利，现在变成被告多付了10万，若被告知道了，要求返还10万元，“这样当事人冤枉死了。”

　　1月8日，记者拨打了刘女士夫妇的电话，结果电话关机。就此事采访新都区人民法院，该院对接媒体的人员表示，由于此案正在二审阶段，不太方便发表倾向性意见。

　　专家观点

　　1 法官无义务替被告举证 对原告举证过于严苛

　　曾在某中院担任8年法官的苏州大学优秀青年学者、法学博士庄绪龙表示，被告未出庭，等于放弃了自己抗辩的权利，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原则”，当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有超过50%以上证明己方观点，法官就应该做出对原告有利的推定。

　　“法官没有义务替被告举证，原告的证据虽然有瑕疵，但从其提供的整体证据来说，可以推定被告有这些债务，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不同，刑事案件需要100%确定证据，民事案件只要盖然性原则就可以了。”庄绪龙说，这个案子显然对原告举证过于严苛，涉嫌违反“证据优势原则”。

　　2 原告主张一开始就陷入被动境地 庭审中又加重己方举证义务

　　另一名曾经在成都某法院担任法官、目前转行做律师的人士表示，根据成都法院审判经验，当被告不出庭，法官对于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将更加严格。

　　“那13张进购单不可能部分认可，部分不认可。既然存疑，就全部不予以认可。”他表示，既然原告在庭审中“自认”有添加，而“自认是证据之王”，那么法官对于13张进购单的真实性就会存疑，若无法举证系“对方认可”下添加的，就需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在法院目前案件这么多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应该直接改判，不会发回重审，而这13张进购单一旦不被认可，原告倒欠的钱，会超过10万。”

　　这名前任法官表示，从诉讼技巧来说，原告主张一开始就把自己陷入被动境地，而庭审中又进一步加重己方举证义务，正确操作是，不应该主张对方已付款34.2万，把这个省略掉，直接主张被告拖欠的款项即可。

　　以上两位专业人士都认为，这份判决一旦生效，意味着原告倒欠被告10万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