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呜祖拉利润链:中国企业和工人所获利润微薄

　　“呜呜祖拉”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商业神话：中国玩具商根据非洲土著用于驱赶狒狒的乐器仿制的塑料喇叭，尽管饱受抨击和埋怨，却已经成为南非世界杯的象征，比赛期间在世界各地以平均每两秒钟一个的速度售出。

　　据统计，中国出口的“呜呜祖拉”产值在2000万美元左右，利润仅为5%。尽管在本届世界杯上，“中国制造”的“呜呜祖拉”被认为上演了一出商业神话，但是中国的制造商和产业工人分得的蛋糕却少得可怜。

　　　　生产的人不赚钱赚钱的人不生产

　　“流通环节的利润是制造环节的几百倍，”宁海县西店镇一位分管工业的干部说，“生产的人不赚钱，赚钱的人不生产，这就是低附加值加工制造业面临的现实。”

　　“一个喇叭生产出来，工人赚一毛，我当老板的赚一毛，我们都是一毛钱利润，”邬奕君说。

　　不过，《经济参考报》记者追踪下去发现，即使是在流通环节，中国人也没赚到钱。“在流通环节，基本上也是一毛钱理论，”义乌一位外贸商说，“外贸公司赚一毛钱，货代总成本一毛五分钱，那五十几倍的利润，其实都被外国人赚走了。”

　　据了解，加上各种成本，“呜呜祖拉”到达南非的到岸价约为4元，批发价一般在5-6元，但是小喇叭的零售价却高得吓人：一个“呜呜祖拉”在世界杯官方卖120兰特(约合107元人民币)，有防伪标签外加球队的颜色；超市卖每个80元兰特(约合71元人民币)，赠送两个小哨子；球场外面小贩卖得最便宜，是每个50兰特，相当于45元。

　　　　占据着利润链最为微薄的底端

　　“看到电视上我的‘呜呜祖拉’到处都是，我有点得意，但也很伤心，”邬奕君认为，如果当初申请了专利，至少可以维持在3块钱的报价。“那就是赚一百万元，不是十万了。”

　　究其原因，在全球产业链的环节中，“中国制造”仍然只是占据着利润最为微薄的最低端。产品的定价权不在产业工人手中，更不在中国企业手中。

　　“看到电视上我的‘呜呜祖拉’到处都是，我有点得意，但也很伤心，”邬奕君说，“如果能够给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申请外形专利、注册商标，或许能赚得更多一点。”邬奕君认为，如果当初申请了专利，至少可以维持在3块钱的报价。“那就是赚一百万元，不是十万了。”

　　“人民币升值幅度在2%以内我还能接受，5%的话就没利润了，”邬奕君说。“现在塑料制品出口退税是11%，听说明年退税也取消了，外商订货时把中国的退税都算在我们的利润里的，如果退税没有，要么中国产品集体涨价，如果涨不上去，那就只有关门不干。”

　　　　中国做的其实是赔本生意

　　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一新说，企业关门，工人就失业，受伤害最重的还是工人。但是这种低附加值的企业存在，中国做的其实是赔本生意。

　　“全世界在享受廉价的中国产品的同时，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除了微薄的加工利润以外，环境代价、农民工的情感代价、农民工下一代付出的代价，都没有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中，”经济学家、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说。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认为，“呜呜祖拉”虽然是靠中国制造企业的灵感走红世界杯的，但还算不上中国“智造”，所以最终中国企业仍然无法掌握国际定价权。“根本原因仍然在于制造业的研发设计和市场开发不成规模、不成系统，缺乏市场调研和市场预见力，最终缺乏核心竞争力。”

　　“‘呜呜祖拉’的案例体现了中国制造的潜力，也给正在转型升级中的中国制造上了生动的一课，因为传统制造业惯性之下，转型升级面临着巨大的阻力，”罗卫东说，“告别低成本竞争优势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煎熬，将是长时间的。”

　　世界杯后盘点：相关产品90%“中国制造”

　　　　义乌商人已在瞄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但是无论是江西产的普天同庆足球，还是浙江出的“呜呜祖拉”，形形色色的世界杯相关产品几乎90%来自中国。 

　　在中国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上，从今年年初开始，国旗、假发、足球、喇叭、墨镜、望远镜等产品就持续热销。

　　经营假发的商人杨邦印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今年前5个月，他的假发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三分之一，主要的产品就是球迷佩戴的假发。

　　假发通常在寒冷的冬季旺销，但是球迷假发则是例外，他们愿意戴上与国旗色彩相符的假发，在炎炎夏日下表达激情。“世界杯让球迷都疯狂了，他们才不怕热呢。”杨邦印说。

　　杨邦达是阿根廷队的忠实球迷，而他的产品就主要销往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最大的一笔订单就订了37万套。“现在阿根廷的生意做好了，我要为阿根廷队加油！”

　　义乌市场上有170多万种小商品，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誉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而前几届世界杯也在当地掀起了销售热潮。

　　据义乌海关统计，受南非世界杯带动，当地体育用品的月度出口额连续半年超过了1000万美元，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0%。而4月和5月，每月都有1500万美元以上的体育用品出口。

　　“2006年德国世界杯，我的生意也相当好，但生意更好的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因为离中国近，所以销量成倍增长。”杨邦印回忆说。

　　李笑梅在义乌市场经营国旗。从去年9月起，世界杯参赛国的国旗订单纷至沓来。如今，在商铺里还挂着大大小小的国旗样品。“今年上半年，我们光做世界杯生意都忙不过来，连世博会都没有顾上。”

　　“像巴西、南非、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国家或者是足球强国，或者是东道主，国旗订单都很大。我一个货柜里就装了40万面小国旗，是球迷插在汽车上用的。”

　　尽管不是球迷，但是李笑梅同样关心世界杯赛事。“等八强赛、四强赛和冠亚军决赛的时候，可能会有客商需要追加订单。现在就已经有意大利客商打电话来，要我至少准备5千面的产品。”

　　不过，李笑梅对追加订单比较谨慎。“如果他们的国家队没有出线，国旗就都积压在仓库里了，所以还是等结果出来再说。”

　　经营球类的杨梅丽也在今年春天迎来了销售旺季。“以往都是篮球卖得好，但是现在世界杯让足球好卖了，像南非、巴基斯坦还有中东国家的客商在‘五一’节前，就把货订满。”

　　每年有20多万外国采购商访问义乌，目前已经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3千多名外商定居当地，开办了2700多家采购代表处。在这支采购大军的推动下，义乌去年向全世界21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小商品，可以装进50多万个标准集装箱。同样通过这张销售网络，义乌的世界杯商品走向了全世界。

　　“中国的产品价格公道，质量也很可靠。而在义乌，我可以找到需要采购的所有商品。”几内亚商人第欧巴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他的主要市场是西非国家，“这次有4支西非球队在南非比赛，也让我做了大生意。特别是中国生产的喇叭和足球，非洲球迷很喜欢。”

　　“很遗憾，我们的国家队第一场比赛没有战胜南非，但是还有出线希望。”墨西哥商人亨利告诉记者，他采购了大量的球帽、喇叭和彩带。

　　针对侵权南非世界杯的出口产品，中国的海关部门也进行了查处。义乌海关知识产权科科长骆旭红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已经累计查获了17起侵权南非世界杯的案件，共有近11.7万件侵权产品。“我们就像是在给世界杯当守门员，绝大部分的侵权产品都会被查获。”

　　而义乌的商人们已在瞄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李笑梅告诉记者，已经有巴西商人到她的店铺里看了样品。而杨梅丽则希望中国队能够进入到决赛阶段，让她的足球生意可以更红火。

　　“因为有姚明、有N BA，现在国内的男孩子喜欢篮球的多，内销市场上篮球好卖，”杨梅丽说，“中国队在北京奥运会上只踢进了一个球，所以那时的足球生意也一般。如果他们能打进下一届世界杯，进更多的球，也出一两个球星，我的足球就会更好卖了。”

　　“中国制造”何日成为“中国智造”

　　尽管饱受抨击和埋怨，但毫无疑问，“呜呜祖拉”已成为本届南非世界杯的某种象征，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

　　当全世界都认为男足失利的中国成了世界杯商业上的赢家时，“呜呜祖拉”的中国制造厂家却沮丧不已：一个60厘米长的塑料喇叭在南非世界杯赛场的售价是60兰特，在欧洲和美洲的售价大体也在7、8美元，但制造商的离岸价仅为0.3美元。 

　　在世界杯赛场上吹出最强音的“呜呜祖拉”给了中国制造信心，但更多的是教训。在100度高温的注塑机旁每天工作12小时的工人，每生产一个“呜呜祖拉”，只获得一美分。制造商的利润也同样可怜，每个“呜呜祖拉”只赚一点五美分。

　　“呜呜祖拉”在世界杯上赢了市场却输了利润，其实是中国制造历来积弊的一个缩影。中国人赚小钱，外国人赚大钱，不仅“呜呜祖拉”如此，世界杯赛场上的假发、眼镜、荧光棒同样如此，中国每年出口的服装、电器、日用品也大抵如此。

　　中国人开发、中国人制造的“呜呜祖拉”，中国自己仍然没有定价权，让我们看到了要想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我们自己需要提升的地方还太多太多。

　　第一个从土著乐器中获得灵感并把喇叭生产出来，推销到世界杯上的这家宁波企业，自始至终都没有知识产权意识，拿着设计图纸却没想到申请专利。直到世界杯开幕式上看到自己研制的喇叭一鸣惊人天下闻时，生产厂家已经遍地开花，这才发现到这笔生意是做亏了而不是赚了。

　　呜呜祖拉那127分贝的噪声，对于中国制造而言，是另一种警音。

　　“呜呜祖拉”的中国“爸爸”有点沮丧

　　　　“加班加点大半年，也就赚上10万块”

　　对于铺天盖地的订单，自称设计出“呜呜祖拉”的球迷老板邬奕君却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只好将订单分散到广东汕头规模更大的玩具厂。模仿起来很容易，开模具十天就够。很快中国的许多工厂都加足马力生产呜呜祖拉。 

　　源自非洲土著乐器，但产自中国的“呜呜祖拉”制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商业神话，不过，“中国制造”自身的某些局限，令男足失利的中国同样没能成为这届世界杯商业上真正的赢家。

　　浙江宁海西店吉盈塑料文具厂的老板邬奕君是一个球迷，本届世界杯他支持阿根廷队，他的工厂生产各种球迷助威用品。他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出示了他2001年的设计图纸，自称是本届世界杯呜呜祖拉“商业化之父”。

　　他在2001年时上网看到一幅黑人载歌载舞的非洲漫画，从黑人手上拿着的竹制喇叭获得灵感，绘制了图纸，花了七天时间做好模具，不过这款产品拿到广交会和文具展上并没有什么人问津。

　　2006年德国世界杯，这款喇叭卖掉了三十几万个。南非申办成功的时候，邬奕君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把他的这款产品放到网上，也带到广交会上，不过，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直到去年8月份，一个非洲商人通过阿里巴巴网商平台找到了他，谈妥3块钱人民币一个，先定1000个试销。

　　“那应该是卖到世界杯上的第一批塑料呜呜祖拉，也是我唯一有利润可言的一笔订单，”邬奕君说。

　　2010年1月，订单爆炸般增长。到4月为止，他的工厂生产了100万只呜呜祖拉，南非世界杯开幕式上使用的20万只可口可乐形状喇叭也是他生产的。

　　工厂的调色工邬松良是本地人，他每天会看世界杯的前两场球赛。“只要有球队出线，它的那种颜色马上会有订单。”

　　荷兰队提前出线，邬松良马上接到任务，调制橙色。25000只橙色呜呜祖拉要在一周后空运到南非。

　　至于呜呜祖拉的噪音，邬奕君表示很无奈。“设计的时候只是看中管子细长，声音响亮，符合球场气氛。没有想到八万人齐吹的时候，这种声音这么令人讨厌。”

　　“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种低噪音的呜呜祖拉，在里面加了一个哨子，不过卖不出去，”邬说，“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声音，但又都想买正宗的。”

　　来自云南的何宗俊在这家注塑厂上夜班，晚上七点上班，早上七点下班。他一天可以生产1000多只呜呜祖拉，平均一分钟两只。同样的动作每天要重复上千次。每只呜呜祖拉他拿一美分。虽然生产了成千上万个，但他并不知道这种东西是派什么用场的。“我不看足球，下了班我就睡觉。”

　　一只长度为60里米的呜呜祖拉在中国的出厂价是0.3美元，人民币2块钱左右。来自南非的贸易商告诉邬奕君，这款让人头痛的噪音喇叭在南非世界杯赛场上遭遇抢购，售价高达60南非兰特(54元人民币)。

　　对于铺天盖地的订单，邬奕君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订单分散到广东汕头规模更大的玩具厂。模仿起来很容易，开模具十天就够。很快中国的许多工厂都加足马力生产呜呜祖拉。

　　“厂家一多，贸易商就开始压价，最后中国这个产品的离岸价基本上就是0.3美元，”邬奕君说。

　　“每只呜呜祖拉我赚一毛钱，工人赚一毛钱，”邬奕君说，“加班加点了大半年，等到退税退下来，我也就赚上10万块人民币。”邬奕君在算完账以后，有点沮丧。“每天忙到晚上一点，根本没时间看球。估计所有生产呜呜祖拉的厂家都是如此。”　□记者冯源  　□章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