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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省最依赖省会经济:最高山东最低 成都武汉均独大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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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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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会城市作为所在省份中心城市,往往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源,经济发展也比较快。不过在不同的地方,省会城市在全省的占比有就存在很大的不同。大体上,部的省城强势度特别高,而东部不少省城的占比较低。

  如果一个省会经济占所在省份的三成以上,那么可以视作省会的强势度较高。《第一财经日报》通过对27个省份(不含直辖市)的省会2015年P占比统计发现,有11个省份的省会占比超过了30%。

  这些省份主要位于部,一部分是经济总量较小、人口较少的省份,如、青海、,地广人稀,总人口均在千万以下,人口和经济都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东部的海南,作为1988年才成立的省份,总人口也才910万,仅有4个地级市,所以省会占比也比较大。

  另一部分则是一些经济总量较大的部省份的省会,如武汉、成都和西安,这几个城市均为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区中心,聚集了整个大区最好的教育、医 疗等资源,比如华中开头的大学基本集中在武汉、西南开头的大学有相当大一部分在成都,西北开头的大学大多数在西安。这些城市具有对周围地区强大的辐射力和 吸附能力,在所在省份的强势度相当之高。

  东北的、的省会和的城市经济规模也比较大,作为副省级城市,这两个省会的占比均达到了38%。

  一些部省会占比尽管没有超过30%,但也都超过了25%,比如长沙达到了29.3%,昆明为28.94%,乌鲁木齐为28.74%,贵阳也达到了27.53%。

  贵州省社科院教授胡晓登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部的省会城市大多是省内单极核心城市,各种公共资源包括交通、医疗、教育等资源都集中在省会城市。

  正因为如此,在2008年以后沿海产业向部转移的过程中,部省会城市往往成为大型企业布局的首选,比如富士康就先后布局武汉、贵阳、郑州等 城市。毕竟对大企业来说,便捷的交通是企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在部,只有省会城市才有大中型的机场、丰富的航线,在近十年来的高铁大发展中,省会城市也 往往是区域的枢纽。

  以郑州为例,中国民航大学航空运输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津说,郑州围绕空港经济区给富士康做配套,富士康主要做手机,手机的时效性很强,用飞机运输很有优势。郑州空港经济区刚好抓住了产业梯度转移的时机,是空港经济区建设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大型企业是如此,对优秀人才来说也一样。沿海北上深这几个一线城市生活压力太大,但要回到家乡的话,又不可能去三四线城市,因此省会城市就成为首 选。在信托行业工作、来自湖北鄂州的李小姐在武汉读完大学后曾到上海工作几年,前几年回到了武汉,“基本上我们这行业也只有武汉才有较多机会。”

  另一方面,随着高铁、城际铁、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部省会城市对周围中小城市人口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省会城市逐渐成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以 武汉为例,目前武汉的到周围的咸宁、鄂州、孝感等城市均有便捷的城际轨道相连,加上武汉市内逐渐便利的地铁线与动车站相连,武汉与周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来自鄂州的杨先生说,一到周末,大量的鄂州人会跑到武汉来消费,周日下午坐城际列车回去。“这对我们鄂州的商业消费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部的不少省会近年来的占比不断提高。例如,相比2010年,武汉占比从34.9%提高到36.9%,成都从32.85%提高到35.88%;贵阳从24.42%提高到27.53%,合肥从22.04%提高到25.72%,省会城市明显跑赢了非省会城市。

  当然也有少部分省会过去5年的占比不升反降,这些省会有西安、昆明、济南等。

  这其中,广州算是占比最高的沿海省会,达到了24.86%。广州之所以相对较高,与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紧密相关。作为第一经济大省,广东是沿海 发达省份中经济发展最不均衡的省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尤其是广深两大一线城市P之和就达到了3.5万亿。而粤东、粤北地区的大部分地市人均 P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广州在全省的占比也相对其他沿海省会高。

  不过在广东省内,广州的“强势度”并不高。同省的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近几年的发展势头盖过了省城。由于高新技术产业、金融和房地产等 产业的带动,近几年深圳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现如今无论是金融还是IT、房地产业,北上深的格局已经形成,深圳俨然成为华南的金融、高新技术产业中心。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名义增速大涨11.2%,总量进一步逼近了广州,仅比广州少269亿元。

  实际上,有计划单列市在的省份,省会的强势度都比较低。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五个计划单列市都是我国十分重要的港口城市,加上计划单列、 副省级城市的行政地位,这些城市在聚集各种资源方面的能力不弱于省会,甚至强于省会,所以这些城市的发展势头也往往盖过了省会。

  例如在辽宁,沈阳的P低于大连,在山东,济南的P距离青岛还有较远的距离。在福建,省会福州虽然比计划单列市厦门来得高,但城市影响力方面却明显逊于后者,P总量方面也不如闽南的泉州,位居福建第二。

  江苏尽管没有计划单列市,但后,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凭借外向型产业的发展,经济也随之高速发展,多年来苏州和无锡P分列江苏一、二位, 身为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只是近年来,省城南京“奋发图强”,终于赶超无锡,上升至第二。不过,南京的占比仍然只有13.86%。

  与江苏相邻的经济大省山东的省会济南,要摆脱“鲁小三”的则还有较长的要走。2015年,济南P仅占山东的9.68%,是全国唯一一个占 比低于10%的省会。在内,济南P比青岛少3200亿,比第二的烟台少了300多亿。并且相比五年前,济南占全省的比重不仅没有提升,而且还略 有下降。

  当然,并不是所有占比低的省会都在沿海,呼和浩特、太原、南宁、郑州这几个部省会的占比同样不高。尤其是呼和浩特,目前该市的经济总量在仅位列第三,与排名前两名的鄂尔多斯和包头均有一定距离。

  从各省会在所在省份的位次来看,有21个省会位居第一,4个省会位居第二,分别是沈阳、、福州和南京,2个省会位居第三,为济南和呼和浩特。

  如果要衡量一个省会在所在省会的“首位度”,可以通过计算“省会城市”/“非省会城市中P最大的城市”来观察。通过对27个省会城市的这一比值统计,我们可以发现,成都、、武汉、昆明、银川的首位度最高,比值均超过了3。

  这其中,作为部的经济大省省会,成都是四川第二大城市绵阳的6.35倍,堪称是中国最强势的省会城市。与成都同为大区中心的武汉,是湖北第二大城市宜昌的3.22倍。

  相比之下,东部两个经济大省江苏和山东的省会——南京、济南的首位度最低,南京只有苏州的67%,济南只有青岛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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