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经部部长怎看化解产能过剩

　　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记者就产能过剩问题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记者：前三轮产能过剩都在随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自然化解。这次能否如法？

　　冯飞：目前产能过剩已经偏离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水平。此轮产能过剩具有全面性，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出现了过剩。情况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传统产业，如钢铁、水泥等，是绝对性、长期性的产能过剩，不能指望时间的推移来消化产能。这是以来从没有碰到的。

　　一是经济大势。前三次产能过剩之后，都有一段经济高涨期，需求的增加使产能过剩矛盾不再突出。但目前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下滑，这样的背景下，去产能化的过程可能会长一些，力度也需要大一点。

　　二是社会问题的压力。首先是就业问题，虽然去年出现了345万的劳动人口负增长，使总量上的矛盾有所缓解，但劳动力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错位的问题仍然突出，职工再就业难度仍然较大。还有债务问题。与以往企务主要集中在银行不同，此轮产能过剩所涉及的债权人成分更复杂，有一些涉及影子银行。

　　三是地方缺乏主动性。去产能化可能造成地方税收下降，甚至还可能带来上述社会问题，这就使如何令地方发挥更大积极性成为难题。

　　四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化解产能过剩的制度性办法。过去主要靠强化审批来化解产能过剩，但事明这个办法效果不佳。新一届以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为突破口推动体制，这常关键的。但怎么处理好体制变化和化解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冯飞：化解这一轮产能过剩，一定要标本兼治，要和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的原则。具体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化解产能过剩要和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相结合。过剩产能多集中在中低端，高端产能却供不应求。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应当引导企业积极进行技术，把资金投向产业链中供不应求的那一段。

　　第二，化解产能过剩要和生产布局优化相结合。我国生产力布局还不甚合理，一些资源密集型产业过于集中在某一地区，远远突破了该地区的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比如，的钢铁产能过于集中，甚至造成了京津地区的大气污染。

　　第三，化解产能过剩要和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相结合。实际上，我们很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比国际合理水平并不低多少，但由于产业组织结构太不合理，企业数量过多、过散，竞争手段过于单一——主要是靠价格战，这造成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不利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危害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要推动兼并重组，从而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冯飞：首先，应建立退出援助机制。从日本的教训看，退出援助应该是针对失业职工给予援助而不是援助企业。比如，可以面向职工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等。

　　另外，兼并重组还需要金融支持。有很多企业向我们反映，现在兼并一个企业的成本比新建一个还高，特别是土地价格大幅度升值造成税收显著增加。而且我国缺乏针对兼并重组的金融工具，资本市场对通过换股进行兼并重组支持不够，大量的兼并重组是通过现金来交易的。我认为，部门应尽快改善企业兼并重组政策，比如，税收方面至少不能让企业因兼并重组增加赋税；金融方面可鼓励设立市场化的并购基金，开发针对兼并重组的信贷产品。

　　冯飞：对。化解产能过剩还有第四个“相结合”，即短期对策和体制的大方向相结合。实际上，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一些国家产能过剩问题为什么不像我们这么突出？主要是其市场机制矫正产能过剩的功能发挥得比较充分，而我国是主导经济发展，市场矫正机制得不到有效发挥。因此，激发市场的矫正和调节作用，才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冯飞：首先是一定要减少经济援助。应该一个明确信号——轻易不会伸出经济援手。这样才能使难得的市场倒逼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该淘汰的淘汰、该兼并的兼并。

　　其次，要积极推动监管方式转变，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一是由经济性监管转向社会性监管。以往核准一个新项目，考虑经济规模和未来盈利能力比较多，但这方面应该是出资人关心的，而应该更加关注对社会的影响，比如节能环保、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二是从前置性审批转到过程监管。现在的行政审批，前置性条件设置得很高，审批过程比较长，投资者对此意见较大。而一旦获得核准，过程监管又很松。事中事后监管乏力，导致了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等很多问题。

　　另外，还要加强经济信息服务，建立经济信息长效化、制发布机制，用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引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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