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生活美好的成语城市建设绘画作品

　　许中波.日常生活批判视角下城市更新中的空间治理——以武昌内城马房菜市场动迁为例[J].城市问题,2019(04):4-11+56.　　城市更新中的空间形态治理，不仅是一个技术命题，也是一个哲学、社会命题

　　许中波.日常生活批判视角下城市更新中的空间治理——以武昌内城马房菜市场动迁为例[J].城市问题,2019(04):4-11+56.

　　城市更新中的空间形态治理，不仅是一个技术命题，也是一个哲学、社会命题。兴起于千禧年之交的中国大规模现代城市改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重构了旧有的城市居住、工作、通行乃至空间权力格局。在这一系列的空间规划实践中，大都市旧城区的菜市场动迁似乎总能牵动城市居住者的神经。近些年来，城市规划者、人文地理学者、社会学者、艺术家以及个体行动者，都通过分散或集合的小群体行动表达了对菜市场动迁背后蕴含的城市精神、城市文化流失的关切。取得共识的是，在生活意义上，菜市场往往被认为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夸生活美好的成语，凝聚着市井气息的菜市场是社区邻里交往的平台，为非正式交往提供了契机。盛强对北京222个街区的研究指出，以菜市场为标志性功能的社区级活力中心，充分整合了商业服务和社会交往的功能，发挥聚集作用的同时亦激发着人们对场所的认同感。李一溪等则深入老城区菜市场的各种空间和参与者的行为中，试图揭示菜市场的地方性形成机制，理解地方物质环境、活动者、历史文化和现代性在承载市民生活空间时相互作用的过程。当然，一些城市规划学者也希望通过对旧菜市场的改造，将其作为“城市催化剂”来引导和驱动城市的复兴。

　　整体而言，这些个体实践和研究介入的尝试，虽然不断凸显了菜市场之于城市居住者的意义和重要性，但菜市场的功能普同性和社会关系低阶性往往使研究者忽略了其所置于哲学命题的层次，也未能深入建构菜市场背后包含的理论话语。比如，在现象层面，菜市场动迁总能搅动一方的本因是什么?在实践层面，菜市场动迁涉及的主体行动者各自面临的实在诉求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诉求?在理论层面城市建设绘画作品，菜市场动迁与空间权力运作、日常生活逻辑、城市治理手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这些由表及里、自下而上的诘问既是实在的社会问题集合，也是形而上的关涉哲学价值的现实回应。因此，为了更为深刻、系统地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用以分析城市更新过程中菜市场动迁背后的历史、地理、社会和文化意涵。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提出与确立源自列斐伏尔在20世纪推出的三卷本巨著《日常生活的批判》，其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提升到和哲学、艺术、宗教、科学等高等文化活动相并列的层次，并指出不同层次能够相互作用和重叠，一个层次能够支配和吸纳其他层次，进而影响了当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日常生活转向。具体到概念的解释上，日常生活被认为“是一切活动的汇集处、纽带和共同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类的和每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或方式体现出来”。换言之，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地位使之成为权力压迫最直观的承受者，但它也能以自身的柔性、缓慢的过程应对来自、经济的制度变迁与干预。这一过程并非全然无力的，它也时刻具备解放意义，能够迸发出超脱日常生活的“诗性的瞬间”。

　　晚年的列斐伏尔继续推进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转向。他认为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正逐步成为资本主义技术官僚体制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加以控制的对象。为了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空间生产的过程，列斐伏尔提出了三元空间分析框架: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和空间实践。这一极具哲学和经验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受到了包括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者的热捧。总体上，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及空间生产理论深刻强调了空间内事物及空间本身生产的差异性，他认为社会空间是高度个体化和在地化的概念，是个体行动者行动的结果，而所谓的现代城市规划等流行的城市更新模式，诸如拆除贫困人口居住区、新城设计、道路美学、驱除流动商贩等，都是只考虑城市既得利益者和规划者的审美需要，是知识权力建构的“空间的表征”。

　　在哈维、福柯与索贾等后现代理论家的持续建构下，空间同历史、权力、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愈加明晰。列斐伏尔的反思也承认了其他学者作出的理论推进，“空间是性的、意识形态性的。……是由某个集团造成的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历史的产物”。在这里，社会空间与日常生活的层次之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链接，通过空间变量理解日常生活批判同其他层次产生互文性。此外，本土化的中国学者将中国传统日常生活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其区分为日常生活领域、社会活动领域和非精神生产领域。但这种对象划界的理论拓展逐渐脱离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初衷，列氏原初的批判工作由三个视角组成:被思想家与哲学家所遗忘的日常生活需要被关注与批判;被消费体制所套牢与侵蚀(被控制的)的日常生活需要透视与批判;被国家机器与技术官僚所规划和制造的日常生活需要重构与批判。

　　本文认为，列斐伏尔上述批判视角恰恰映射了目前菜市场动迁研究的三种分析路径及其时代语境下的继承与译解。其一，被遗忘的日常生活需要批判，原义在于呼吁理论家的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宏大理论叙事。而在当下，这种注意力转向适逢城市更新过程中传统事物的消失与解体，尤其表现在时间意义的生活化影像中，它是历史向度的事物生命历程，需要被回顾、检视与重拾。其二，被控制的日常生活需要批判，源自消费社会中符号生产者和操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景观化控制。但现代性消费的支配力量已经完全塑造了现代人的生活和生存惯习，构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在地性，世俗化的生活一边不断走向符号化、精致化，同时“落后”、“陈旧”的事物又在不断被消解，地方性意义渐渐流失。其三，被规划的日常生活需要批判，它在列斐伏尔等一大批后现代理论家的讨伐中持续到今天，技术变革支撑的“园艺文化观”以秩序和理性为武器，不断剪除社会非理性成分，地理学意义上城市设计的时空规划是这一批判对象的外在极致表现。

　　据此，本文立足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译解的三重阐释途径，通过对武昌内城马房动迁菜市场的深入追踪和调查，用以剖析和观照历史夸生活美好的成语、地理和社会维度下城市空间治理的矛盾及冲突。

　　城市建筑与历史学家芒福德在他的《城市发展史》一书中系统回顾了那些影响人类城市聚居、生活、规划、变迁等形式的早期社会起源，为观察城市历史的走向及不同时期城市空间的发展提供了时间性参考。本质上，史学和人类学维度中的城市历史更多反映了一种空间结构形成的秩序，这对于理解空间本身至关重要。卡斯特明确指出，“空间不是反映社会，空间是表达社会，它是社会的基本维度之一”。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与西方现行城市规划理念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城市规划需要重视本土城市发展的历史观念与区域源流，本文关注城市空间历史的形成，正是为了检视当下城市更新中被忽视的传统空间秩序的历时性建构。

　　近代武汉开埠以前，民众生活和商贾云集之地集中在三镇之间的区域内，城市人口增加和工商业的发展促成了专门从事蔬菜交易的人的出现。汉口的蔬菜种植者多来自武昌、汉阳周边地区，他们白天劳作、夜间从事蔬菜贩运，由于不设固定场所，商贩们常常担菜走街串巷或在街边贩卖。1927年，武汉市政府将汉口的菜场纳入公共建筑物计划中，菜场兴办的形式多样，政府鼓励商办菜场、公办菜场和市办菜场，市政府社会科负责菜场的规范运转，涉及承租退租、场内秩序与清洁、勘定菜价、监督买卖行为等。至1949年，武汉三镇共有菜场51所，其中汉口28所，武昌18所，汉阳5所，沿街叫卖的菜贩仍然不绝街途，作为固定菜市场的补充。虽然菜贩和管理者之间时有冲突，但整体上，年间的武汉菜市场逐步趋于固定和规范，被纳入到市政权力的管控体系中。

　　建国初期至20世纪末，武汉菜市场经历了从自由交易经营到统购包销的转变。建国初的四五年间，菜市场仍由菜行菜贩经营，购销活动由市场调节。1953年后，武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原自由贸易商、私人货行全部纳入国营商业体系中。1954年后，市、区成立蔬菜经营和管理机构，统一管理菜市场，为照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实行保护价、限价和价格补贴。这一时期的蔬菜及副食品供应时常面临困难，塑造了民众对国营菜市场效率低、价格高、供应不足、种类稀缺等印象。

　　20世纪末至今，随着改革开放和经营菜市场权限的放开，武汉菜市场回归了依托供求关系的市场化运营。1985年武汉市蔬菜统销体制结束，城区逐步建立起了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型的蔬菜产销模式，实行按质论价、随行就市，临时菜场增加一倍，菜农自主经营。1997年，武汉加大蔬菜市场建设和培育力度，形成了围绕皇经堂、武泰闸、黄浦三大菜市场的批发零售体系。2000年以后，原有市辖蔬菜公司也转入完全市场化运作，主城区形成了大卖场生鲜部、区域菜市场、社区蔬菜便民店三个服务层次，街头相对固定的菜贩简易棚也错落分散。2015年，武汉市出台《标准化菜市场空间布局规划(2014－2020)》(以下简称《规划》)，尝试推进全市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中的标准化菜市场建设。

　　本研究深入调查的马房菜市场，自1975年扩建至今，历经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当前的马房蔬菜市场改制成立于1997年，市场用地类型属于市辖某农业公司产权下的集体用地。2000年前后，马房菜市场由私人承包，商户同市场签订租用经营合同，按年缴付摊位使用费和管理费。十几年间，菜市场的整体空间结构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一直处于临街四层建筑物的负一层，南向两个狭窄的进出通道，使用面积近1000平方米。目前，商户共计50余家，售卖人员近百人，主营蔬菜和粮油副食品。菜市场开市初期辐射范围较广，随着周边中小菜场的数量增加，其有效服务范围大致固定在半径700米的扇形区。区域内的小区主要有大学的职工家属院、旧式开放筒子楼、城中村还建房、新开发的商业小区等各类小区，居民人口学特征分散，在年龄、收入、职业上涵盖了不同阶层。

　　2015年《武汉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2015－2021)》公布，马房菜市场所在区域被划入地铁站建设的征地拆迁范围内。经历近三年动迁将至的流闻、忐忑与争议，2018年5月，在街道办、区房征办、重点工程拆迁办的督促下，市辖农业公司、菜市场承包商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商户被限令搬离，马房菜市场最终遭到拆除。然而，按照同年颁布的《规划》马房菜市场属于“改造类菜市场”，是符合布局要求、但未达到标准化要求，通过改造可以满足标准化要求，却不会被拆除的一类。但令商户和居民不解的是，即使质疑声始终不断，马房菜市场仍旧被区政府划到拆迁范围中，民众期待的原地升级改造方案被异地搬迁方案所取代。

　　马房菜市场动迁后的新址，选在了离旧址1．5公里外的某商业中心附近。街道办工作人员的解释是，新址的选择符合《规划》要求，不仅解决了马房菜市场老旧差且不易改造的困难，同时还能满足更多城市居民的日常买菜需求。然而，马房菜市场周边居民普遍认为上述说辞有失公允，区政府违背市政府的正常规划，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一刀切”，将马房菜市场直接拆除搬迁，完全忽视了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需要和习惯。本文的研究发现，居民及商贩表达的不满并非出于私心的感情宣泄，地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阐释可窥其端倪。

　　从社会-空间视角研究大城市居住分异、街区分异、经济分异的人文地理学者和社会学家一般注重的是同时性、静态的地理分布，常常会忽略掉历时性、动态的断面比较。本文使用地理学角度的时空结构分异，采用前后比对的时间策略，用于分析马房菜市场动迁后社区居民生活设施的使用效果。时空结构分异包括两个方面:空间分异和时间分异。空间分异的测定指标为区位合理性、道路通达性、交通稳静化、准公共空间;时间分异的衡量指标为可步行性容忍时间、主体时间节奏。结合政府动迁方案以及商贩、居民的意见反馈，马房菜市场拆除后，原有的社区空间因其时空结构分异遭到显著破坏，一个地方性的“场”迅速消失。

　　区位合理性是城市规划学中一个前置的概念，它涉及一系列设施、空间与建筑物的理性化设计与安排。早期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论调认为，社区发展的过程总是从简单到复杂，遵循着自身的建造与诞生规律。本文使用的区位合理性指标主要指马房菜市场动迁后，居民住宅区同迁址后的菜市场和周边菜市场的直线距离。拆除前，周边小区主出入口到马房菜市场的直线米的区间内，按照武汉市政府公布的菜市场布局规划，使用时间较久的马房菜市场符合500米的最佳布局标准。动迁之后，周边居民区至迁址后菜市场的直线公里，超出了居民的合理使用范围。此外，如果居民选择去其他菜市场买菜，直线公里。另有一小部分菜场处于1公里范围内，但由于城市交通主干道的阻隔和人行通道的设计缺陷，实际步行距离超过2公里以上。因此，马房菜市场动迁后，周边小区居民的出行距离将大大增加，且可选择的余地较小，菜市场区位合理性水平降低。

　　道路通达性是评价城市交通网络的重要指标，路网的拓扑结构反映了城市的经济流、信息流和人流的格局。本文采用道路通达性的构图分析法，用于显示居民前往迁址后的菜市场，出行路线的几何构型将从简单趋于复杂化。由图1可见，动迁前，周边社区居民去往马房菜市场的路线大多是直线或仅有一到两个拐点，道路情况简单，出行体验较好;动迁后，社区居民前往新菜市场的路线呈现三个及以上拐点，且需通过不同坡度的道路，这对于买菜的主要群体老年人而言，携带简易购物车出行将会显得十分不便。

　　交通稳静化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荷兰“生活道路”计划，1997年交通工程协会(ITE)明确定义了交通稳静化的概念和措施，主旨在于通过安装障碍物或其他物理措施，降低街道车辆的通行速度，增加街道的安全性和宜居性，降低机动车对居民生活质量和环境的负面效应。

　　马房菜市场动迁前，周边社区居民通往菜市场的道路大致有两种:小区B设有通往马房菜市场的便捷出口，出口所在的道路基本在一条小巷内，日常通行群体主要是行人和自行车，很少有大型车辆通过;小区C的居民也时常绕行这条道路，与邻居友人结伴而行;小区A和小区D的主出口临近东西走向的城市主干道，但由于是旧街区中未经拓宽的道路(双向单车道)，人行便道的面积相对较大，并铺设有沥青和青石砖，道旁林木葱郁，噪音小，步行体验极佳。马房菜市场迁址后，居民出行必须沿城市主干道步行，车流量大、噪音重，上下班期间行人和车辆交叉，拥挤不堪。对于接送孩子上下学和遛弯的老人而言，利用这个间隙买菜的体验将大打折扣。从交通稳静化的科学测评指标上比对，可以明显观察到这一指标水平的降低。

　　城市公共空间并不完全是建筑实体内的空间，在由道路、花丛、隔断、停车点等同建筑实体围合成的虚体中，也形成了一部分具有公共性特征的模糊空间，被称之为准公共空间。准公共空间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功能和范围。动迁前，马房菜市场出入口附近因其巨大的人流量、物流量，逐渐同城市主干道自动隔绝出一段不大不小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不仅有市政休憩区域，两旁也丛生出许多杂货店和小餐馆，毗邻过街天桥下一片空地，这些连贯的空间形式共同组成了一个阶段性、临时性的准公共空间，买菜的人会在这里交谈、休息，孩童可以奔跑玩耍，行人也会放慢脚步或驻足停留。马房菜市场动迁后，依附于马房菜市场人流量的周边小店也先后关闭，车行道占据了主位，导致这一准公共空间消失了。

　　可步行性是表征生活设施对步行需求的满足度，可步行性容忍时间是指人们能够接受的某类生活设施最远的步行时间。菜市场作为使用较为频繁的生活设施，合理范围内的步行时间对其使用体验和使用效率影响较大。事实上，区位合理性和本项指标是一对组合，菜市场区位布局不合理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可步行性容忍时间的增加。

　　从历史的角度看，建立较早的马房菜市场也是周边社区与其互动的生活化产物。动迁前，马房菜市场同居民社区的距离短，可步行性容忍时间低，居民买菜和休闲目的时常融为一体;动迁后，通往菜市场的距离延长，可步行性容忍时间也进一步增大，专意买菜成为一种目的理性指向的生活必须活动，与由之伴随的散步、娱乐等休闲需求无法有效结合在一起。实际调查中，青年人对容忍时间的增加表现出较多的忧虑:“哪有时间跑那么远去买菜啊”，“以前会带孩子一起去，现在远了，得留下一个人照看孩子”。

　　与可步行性容忍时间相适应的另一个评价指标是主体时间节奏，该指标用来形容在不同容忍时间范围内，居民生活行为的时间节奏之间衔接、转换和优化的匹配度。首先，对青年人而言，当距离短、容忍时间低时，他们在上下班途中就能完成买菜行为，相当于一份时间完成两项工作，这对于时间紧迫、工作压力大的青年人而言是最佳选择。其次，对于老年人而言，休闲间隙买菜或接送孙辈时买菜构成了他们主要的日常行动节奏，一方面，适度的距离和容忍时间能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有出行意愿;另一方面，做饭时间的预留和接送孙辈的任务往往要求买菜的时间控制在步行五分钟的范围内，这对于老年人而言十分必要。第三，菜市场的商贩往往选择附近小区毗邻居住，节约时间工作和休息对于日常劳动繁忙的劳动者也很必要。马房菜市场动迁后，区位合理性的降低导致依附于菜市场的各行动主体日常时间节奏被打破，居民、商贩都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安排，一些居民可能因不适应而产生家庭矛盾，一些商贩也可能因为生活、工作成本的增加而歇业或转行。

　　列斐伏尔展开日常生活批判的哲学语境，立足于主体与客体(物质世界)互动的构成化实践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主体以最直接的方式去面对具体的“他者”，从而使自我获得连贯的身份和对地方的认识。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社会活动趋于高度分化，一个整体的有机共同体遭遇主体间性分离，制度化和专业化使得个体日渐“隔绝与孤立”。然而，日常生活不仅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优势，还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性领域当下所呈现的状态及其走向夸生活美好的成语。地方性概念的提出，为整合“时间—地理学”和“结构历程理论”带来了契机，艾伦·普瑞德认为，“每一个社会的各种制度，是不能和日常及长期的生产、消费或其他计划完成抽离而存在的”，结构化过程塑造了某个层面个体层次的连续性。马房菜市场及其周边社区互动的历史已二十年有余，菜贩的经营网络、居民的生活习性、共同的公共空间被时间和空间之手缓慢地雕刻与铸造，马房菜市场的动迁虽然是城市规划的物理对象，但最直观和最潜在的巨大影响在于解构了菜市场所涉主体的日常实践。

　　2018年5月18日的一纸公告在商贩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原定于7月末的拆迁通知被提前张贴到菜场的各个角落。公告指出，限定三天时间所有商户必须全部退场搬离。而在2017年底，马房市场办的承包商曾带领市场内的商户去区政府，要求合理解决菜市场的搬迁及补偿问题。但现在，一些商贩认为承包商不顾大家意见限期搬迁，应该是和政府谈妥了补偿条件，而商贩的诉求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后者，限期搬离的后果不仅意味着惨重的损失，还预示着多年积累的谋生之路的夭折。

　　第一，限期搬迁时间太短，迁址后的菜市场尚未装修完毕，不具备使用条件。马房菜市场中的很多商户，比如肉贩和鱼贩，店铺中存有较大的机器设备，若不能及时找到新店面，这些设备搬离后将没有合适的场所存放。另一些商贩则反映，新址的菜市场尚未建好，他们若停产歇业，期间将会损失很多客户夸生活美好的成语，以往积累的人脉关系会很快流失殆尽。“我们找不到其他地方，新的菜市场又不提前装修，现在临时让我们搬迁，我们去哪里，我们的客户去哪里找我们?这些都没有人管，没人出面给我们一个解释”。

　　第二，更换经营场所后，租金成本升幅过高。马房菜市场拆迁前，因其设施相对老旧，摊位租金低廉，一个八平方米的连台铺面月租金只要700元。原商贩更新经营场所面临两个选择，或者等待新马房菜市场整修完毕，但租金尚未明确，或者去其他菜市场易地经营。以相隔1．2公里的一个菜市场为例，标准化后的菜市场仍属私人运营，新增进场费5000元(不退)，同面积的铺面月租金涨至2000元，独立间隔铺面则需一次缴清1－3万元不等的装修管理费，这些对于盈利微薄的菜贩而言，几乎难以承受。一些商户甚至表示，可能会彻底退出这个行业。

　　第三，易地经营，主要客户大部分将流失。马房菜市场的规模属于中等，市场中的商贩不仅供应附近居民的蔬菜粮油，也向周边的餐馆定点供应，送菜要求时效性和短距离，如果耗时过长，对于菜贩和餐馆都会显得极为不便。因此，无论是选择在新马房菜市场还是其他菜市场，商贩们异地经营必然会失去同周边餐馆的固定供应关系，而在竞争激烈的蔬菜买卖行业，异地开拓新客源也并非易事。

　　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的异化和上层建筑与个别实践关系的脱离不无关系。历史上的马房菜市场定义了同社区居民一个不言自明的生活化公共空间，同整个城市所有其他类似的空间一样，它们是必然的、理所应当的。然而，地铁规划、旧城改造等话语的上位，否定了这种自在空间之于地方民众的意义，居民内心流露出的担忧、愤慨与无奈恰恰与此相关。“老人们普遍都在抱怨，生活了这么些年，菜市场拆掉了让我们去哪里?马路那么大，地铁为什么偏偏就要规划在菜市场?电视上说要听取老百姓意见，可是没有人问过我们咋个意见。我们在这都住了快三十年了，现在给子女带孩子，接孩子，买菜，这些都是在十来分钟内可以完成的事情。现在拆掉了，生活多不方便，我们要走很多冤枉路。早市也没了，小店也没了，吃个热干面都是问题。以前邻居们都一起下来，还可以照应一下孩子，现在地都没了，煮个锅都跑不开”。

　　在很多居民的表述中，他们抱怨最多的是马房菜市场动迁后时空分异造成的诸多地理不便，但是每个大致相同抱怨的背后，均流露出居民对马房菜市场的情结。和老旧房屋征地拆迁的业主类似，在剔除了经济的、理性的算计成分后，一些仍旧不可遏制的抗争行为的发生，往往在于持续已久的传统生活的意义无法得到合理疏解。希尔斯曾指出，传统与任何其他行动和信仰一样生动且富有生命力，它是现存的过去，但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马房菜市场公共空间的消失正因其对居民日常生活的惯性影响，触及了传统被破坏后的痛点，才导致了周边居民普遍的不满和愠怒。

　　本文认为，围绕菜市场形成的公共空间、准公共空间以及主体的生活时间节奏，是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空间营造了居民之间、居民和菜贩之间一个极具活力的情感联系场所，货物比较、菜贩劝说、菜品交流、儿童嬉戏、琐事分享、邻里照应、吵架拌嘴，这些极为分散、琐碎的片段化场景使人际距离时常保有新鲜的链接和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公共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的公共场所，还是地方性的情感领域。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空间化转向，是列斐伏尔用空间性的“问题式”熔化日常生活、异化城市状况等“近似问题”的尝试。其中，关于空间生产的思想，列氏突出强调了两点:第一，关注点应从空间中的事物转移到空间本身;第二，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转变会缔造新空间。在本文的语境中，社区作为一个独立解释日常实践解构的主体，正是基于其空间性城市建设绘画作品、聚合性的特征包含了一个可供观察和分析的地方感性图景。在区域社会研究中，与之相关的“地方感”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区别于知识精英话语的居民日常生活的“感觉世界”。

　　马房菜市场是依附其周边社区的地方感建构链条中的重要的一环，它不仅提供了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准公共空间，还是外界认知以及内部认同的对想象中社区的转喻场所。俯瞰马房菜市场周边，武昌内城的更新和新式商品房小区的建造步步推进，原有职工单位房的拆迁居民零散分布在远近几公里的范围内，但马房菜市场周边社区的生活依旧保持着一种旧式的生活风貌，马房菜市场是为数不多的民众借以体验、、感知传统生活的自由场所。

　　马房菜市场的动迁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地方感断裂的经验过程，社区空间表征的消失，意味着旧空间被新空间取代，虽然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突发且缓慢的，但适应新式菜市场、科技购物，转变旧的生活节奏，却是这一社区中所有民众唯一的选择。在福柯的权力系谱学中，身体是空间、权力规训的产物。地方感是社区主体集体实践营造的空间意象，所以随着市政公权的强势介入，对于地方居民情感式诗意栖居的社区空间也必将被流动的现代性步步侵蚀，成为更加同质化的都市空间。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20世纪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和微观社会学理论等综合汇流的产物。它的兴起代表了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有别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舒茨的“生活世界”、吉登斯的“本体安全域”等哲学话语，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可看作是介于个人与历史之间的一个平台，它不断具有着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世界的变化的潜力”。城市世界作为一个现代性矛盾汇流的聚合体进入到列斐伏尔的视野，既成为他极力批驳的对象，又是他寄托无限希望的人类文明的伊甸园，通过对社会与空间关系的探索、城市权利的呼吁、城市人生活异化的揭示，可以窥见当下大规模城市规划、更新中种种悖论和矛盾现象的本质。

　　事实上，从19世纪末田园城市运动的兴起到推广、实施，科学意义上的城市规划还是比较晚的一项事物。如今，在地图上可以轻而易举地观察到美国大城市郊区(曾经的内城也是如此)错落有致的街道和建筑物，但这些最早也只是追溯到1900年前后的美国第一代郊区住宅运动夸生活美好的成语。相比而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规划要比美国落后近一百年，恢复与发展时期的现代城市规划任务，不仅要设计新城，还要改造旧城。在后者的语境当中，旧城既隐含了城市的历史，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又时刻凸显着旧城旧民、旧城新民的生活、居住和出行等日益增长的矛盾诉求。因此，城市更新面临的诸多社会冲突，本质上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僭越城市历史之间的内在张力的产物。

　　本文重拾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更为核心、初始的理论原义，并对其进行了新空间情景下的理论释义、推进和阐发，用以解释武昌内城一个小菜市场动迁背后尚未被完全揭示和充分诠释的哲学意涵。类似的思考并不能自诩为一个崭新的表述，在早期社会学家如齐美尔、滕尼斯那里，诸如城市冷漠的滋生、城市居所的单一化专业化等“现代性”忧虑业已很早被提及和关注。波德莱尔也曾指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换言之，一个处于无休止变动的城市生活才是人们所理解的“现代性”本身，它既意味着瞬间的诗性美，又展现出不确定、动荡与变换，因此一些事物的行将消失，也是符合“现代性”的本意的。但以菜市场为代表的市民生活场所之所以成为现代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背景”，原因在于城市不仅是现代性的代名词，还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的集合和文化的结构体，并不仅仅停留在建筑风貌、公共设施，乃至无休止的更新等表面意义上。因此，现代性的逻辑需要同日常生活达成和解，将那些曲解的空间重新进行文化定位，回归日常生活的本质。

　　日常生活中蕴含的自在、自为、先验的感觉、经验和习俗(也包括制度实践遗留下的社会产物)，逐一在抽象化、简单化、单维化的城市规划面前申诉着自己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际上，按照城市本身的自由逻辑，城市空间的集聚效应正是为了分享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效率、就业和繁荣。以传统菜市场为代表的旧城空间，不仅同周边社区形成历史性的人文关系，象征了一个城市昔日的文化风貌，在实用性上，它还能吸纳城市底层贫民、农业劳动人口的就业、生活压力，这一缓慢的进入、更新过程是靠纯粹理性设计的功能性城市规划短期内所不能解决的。芒福德曾指出，探讨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有机界和个人的，以至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而追求实现这样的城市秩序，是民众、政府、城市规划师、知识分子等各类城市享有者应均等参与的共同任务。返回搜狐城市建设绘画作品，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