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视频真实版大城市生活的缺点记录美好的生活文案描述城市生活的词语

　　消除城乡二元对立，使城市在自然环境和社区关系上更接近乡村，也许才是人们真正期盼的

　　消除城乡二元对立，使城市在自然环境和社区关系上更接近乡村，也许才是人们真正期盼的。事实上，仅凭城市是无法“让生活更美好”的，正如仅仅翻新一所住宅，无法让一个家庭持久地感受到幸福。

　　由于靠近世博园区，在世博会开幕前的两年半里，小区四面一直被工地包围。无论“世博会”“亚运会”还是“奥运会”，作为幌子其功能都是一样的：使当地政府得以在此名义下实施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在美国近代史上，博览会也曾被人讥讽为“城市促进主义的氢弹”——这就好像有人以请客人来家里吃饭为理由，借机将自己家整个重新翻修了一遍。

　　上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中国城市的精神状态——雄心勃勃地行进在朝向未来的快车道上，这种心态典型地反映在那个乐观自负的世博会口号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生活视频真实版。”这也典型地概括了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折射出其背后主办方对城市未来的构想。这种沾沾自喜的傲慢确实是有点令人惊讶的记录美好的生活文案，因为在历史上，更常见的是相反的想法——“城市，让生活更不好”。

　　古代中国一个颇为普遍的想法是：城市乃是工商、游手等浮末聚集之地；“田园逐渐成为‘圣世界’，是安顿心灵与生命的处所大城市生活的缺点，代表自然、纯朴以及精神超越上拔的向上追求。城市则是‘俗世界’，污秽、人为、机巧、利禄、犯罪、尘浊都集中于此，代表人心缨于世纲、精神向下沉沦陷溺的场域”（《汉代》）。实际上不独中国如此，西谚也有“上帝创造乡村，人类创造城市”的说法。相比自然、田园的世界，城市是人为的、可塑的、世俗的，人们居住于此往往不是为了精神意义上的美好生活，而是物质和世俗意义上的，是为了追逐利禄。

　　当然，这种城市世界的自卑感在欧洲史上相对较少，因为欧洲自希腊、罗马时始，就主要是一种城市文明。“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本就源出拉丁语的“市民生活”（civitas）；而“乡村”（country）一词则出自法语contrée和拉丁文contra（“相反的、对面的”），意指在一个城市观察者眼前展开的土地。这种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一直延续至今，伴随着双方各自的二重形象：城市既是罪恶渊薮，也是文明中心；乡村既是精神洁净之地，也是黑暗愚昧之乡。

　　近代以前，这种二元对立还没有那么严重，欧洲中世纪城镇始终具有浓厚的乡村性质，更不必说中国古代的“城乡连续统一体”。城市原本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干预最强烈的地方，即便是公园绿地中的一切自然物也无不受到人工的控制。在现代条件下，这种干预逐步增强了一种对城市的憎恶，用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对“煤镇”（Coketown）的描述来说就是：“在这个丑陋的大本营中，自然被砌在了墙外，杀人的空气和废气却留在了里面；在这个迷宫的核心描述城市生活的词语，狭小的院子挨着院子，逼仄的街道临着街道，一切都变成了碎片，每一片都因了某个人的意图而混乱不堪，合在一起就是个非人道的家庭，人们相互拥挤、践踏、倾轧，都想致对方于死地。”

　　在这个世界里，强烈的神经刺激和蜂拥而至的快速变化、不可预知又不连续的印象取代了乡村社会中那种永恒的、可预见的心理印象。在工业的发源地英国，随着对城市和自然世界观念的变化，人们在17世纪至19世纪创造出大量讴歌乡村的作品，“他们很少歌颂城市，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做”，“人们越来越普遍认为，最美丽的城市在外表上最像乡村；城镇的去乡村化导致人们对城市环境越来越不满”（基思·托马斯语）。确实，无论在普通市民心中还是在城市规划史上，“花园城市”始终代表着一个经久不衰的理想，这意味着一个看似矛盾的设想：一个美好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环境最接近乡村的地方。因此美国出现所谓“逆城镇化”（counter-urbanization）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有了足够财富后逃离城市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标志。

　　对另一些人来说，一个好的城市甚至不仅仅应该在这一点上接近乡村生活视频真实版。从《圣经·旧约》中罪恶之城所多玛和巴比伦开始，城市就经常负有一个恶劣的道德形象；直到数十年前，“在的文化想象中反复浮现的城市是腐朽与堕落之源，是、道德沦丧之地，对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来说是危险的陷阱”（《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成》）。即使在今天，人们也常常抱怨城市里邻里、亲戚之间冷漠，中小城市或老上海所能见到的邻里互助，事实上是乡村熟人社会经常具备的特征——这也是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认为一个良好的城市社区所必需的要素。因此，常有人提出一个乡村牧歌的过去，借以谴责现代弊病（实际上就是现代城市的弊病）——个人主义和重复单调、疏离和混乱，如果他们在城市中找不到这样一个乌托邦，这些失望的人群就蜂拥前往之类的边远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就是作为精神救赎的自然和乡村“圣世界”。

　　简言之，这种思想认为应该是“生活让城市更美好”，而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重心应当是人，否则翻新了建筑，却摧毁了构成一个社区的无形的人际网络，而那常常是永久性的破坏，因为其建成无法像盖房子那样迅速。用卢梭的话说：“房屋只构成镇，市民才构成城大城市生活的缺点。”城市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发现便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常常聚居在城市中一个小小的区域里，保持他们原有的价值观、语言和习俗；这种“都市村民”社区在中小城市仍然颇为常见，具有内向与自我封闭的程度，使城市内部形成大大小小的岛屿，人们在熟人中找到爱、友谊、安全保障。然而，在一个快速扩张、新旧不断更替的世界（这正是现代都市的特征），连人们的邻里关系都是“今天创建而为了明天拆除，使之能够被取代或再利用”，以至于人的记忆和身份也逐渐趋于碎片化，尤其在当代中国，许多社会空间已经无法重构，人们的记忆和人际关系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上/下：浦东开发开放前后的陆家嘴外滩对比。1985《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陆杰 摄影

　　在1949年对中国未来城乡关系的设想中描述城市生活的词语，当时的家和城市规划师对城市的建设并不包括“在城里开辟花园使城市农村化”这样“美好却无用”的目标，当时城市工作的核心是工业建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追求的是标准化、组织严密和集体控制大城市生活的缺点，把缺乏差异视为理想的必要条件，中国城市的面貌宛如《乌托邦》中所言的：“谁了解了一个城市，就知道了所有的城市，除了土壤性质不同外，这些城市是如此的相同。”家们重视其一致性和看得见的力量，而忽视看不见的生活进程和社区网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迄今仍是如此。这一幕景象，难道不正是再现了芒福德所说的近代西方城市扩展的历程吗——在无限制的扩展中，“却把城市的性质和目的，忘得一干二净：最聪明的人不再懂得社会生活的形式，而最无知的人却准备去建设社会生活形式。或者不如说，无知的人毫无准备，却硬是进行建设”。

　　包括奥运会、世博会在内的城市面貌翻新，都兼顾着对市民行为的改造和重塑，虽然这一点看起来不像硬件建设那样引人注目：官员们督促或强制个人建筑有利于改善城市景观，呼吁和提倡文明举止（一个最有争议的例子便是要求上海市民不要穿睡衣睡裤上街）。虽然这被普遍视为个人素质的提高和城市整体形象的改善，但这令人不安地想起另一个例子：古希腊城市外观明显的秩序感和一致性是随着城市内部生活的解体而到来的，希腊化时期城市确实更卫生和繁荣了，但“人工改良的物质外形往往最终包含着一个失败的、精神衰弱的城市机体”。而这正是这次世博会主题中所缺失的内容。城市生活是“各种从不相互充分理解的人”的相遇和混合，而公共庆典原本是培养城市市民身份认同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世博会作为一次公共庆典，迄今还未能看到它在促进社区参与感和身份认同上所起的作用。

　　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批判》中说，古代历史是城市乡村化，而现代历史则是乡村城市化——这里值得补充的是：后现代的历史只怕又将是城市乡村化。消除城乡二元对立，使城市在自然环境和社区关系上更接近乡村，也许才是人们真正期盼的。事实上，仅凭城市是无法“让生活更美好”的，正如仅仅翻新一所住宅，无法让一个家庭持久地感受到幸福。

　　本文作者 维舟 1977年生，上海崇明岛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作家，书评人。自2004年7月起撰写博客，涉猎驳杂，以文史为主，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生活视频真实版。长期为《南方都市报》描述城市生活的词语、《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撰写书评，并为《GQ智族》、“腾讯•大家”、澎湃新闻等撰写专栏。已出版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2014）、长篇小说《无岸之岛》（2019）；译著《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2013，合译）。

　　本书是作家、书评人维舟十余年评论生涯的阶段性总结，精选其解读当下社会文化现象的三十七篇文章，分为三辑：隐蔽的变迁、观念的起源、故事的。从无根的现代人到由死线组成的人生，再到高科技中世纪，他细致描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从餐桌上的文化冲突到葡萄酒兑雪碧，他辛辣剖析新老观念的碰撞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从分析广告民族主义、电视国学热等文化现象，到解读《盗梦空间》《飞屋环游记》等流行文化作品，他试图挖掘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的另一套逻辑、意义或阐释。透过维舟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评论记录美好的生活文案，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熟悉的文化现象和未经省察的观念，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和身处的时代描述城市生活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