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的历史发展浙江历史文化街区

　　持续关注中国老一辈文化名人的著名作家李辉，最近又出新作《先生们》

　　持续关注中国老一辈文化名人的著名作家李辉，最近又出新作《先生们》。在这本书中，李辉回忆了自己与巴金、冰心、常书鸿、邓云乡、萧乾、徐迟、郁风等一批文化名人的交往。

　　这许多年，曾在《人民日报》副刊部工作的李辉，开始与老先生们接触。他听他们聊天，收到许多他们的来信，也留存平衡点先生们的丰富细节。

　　从李辉的回忆中，我们难得地看到了这些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的另一面，一些真正的瞬间，看到了不仅仅是一个个著名的文化符号，他们也是血肉之躯。

　　其中有几位“先生”浙江历史文化街区，是浙江人，或在浙江工作过。这里奉上三位浙江“先生”——常书鸿、徐迟、周有光的故事。

　　其中的一位先生，是杭州人常书鸿。常书鸿是满族人，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杭州。李辉说，常书鸿的一生，与“6”这个数字有缘，出生日，是他人生的第一个“6”。

　　常书鸿晚年离开敦煌浙江历史文化街区，在北京居住。在李辉的描述中，我们难得地读到了常书鸿在马培德耄耋之年回忆一生时写下的文字，提起故乡杭州和北京，他是这么写的——

　　“自小生长在江南号称天堂的杭州，心满意足地活动在青山绿水的西湖之滨浙江省的历史发展，并没有什么奢望地过着自己的童年。父亲在一九二三年，自北方远处工作的地方回来时，带来一些北方的土产，那些栩栩如生的“面人”和儿童玩具，引起我的好奇心。”

　　常书鸿离开故乡杭州后，一生再未回到西湖的“温柔乡”中，因为他的心目，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故乡，那就是敦煌。

　　因为常书鸿的“大漠痴魂”，四十年艰苦而悠长的日日夜夜，他把一切留在了敦煌，李辉在文中透露，因为敦煌，常书鸿的个人生活受过很大的打击，他因此也失去了一个女人，他的发妻陈芝秀，她也是大女儿常沙娜的母亲。

　　李辉讲述，常书鸿与陈芝秀于1925年结婚，1928年，陈芝秀到法国与夫君会合，也开始美术留学生活，1931年，常沙娜出生，沙娜的名字，是塞纳河的谐音。偶尔的一次，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边的旧书摊逛，翻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这么书改变了他命运的走向。他决定离开巴黎，去拥抱敦煌浙江省的历史发展，当时妻子学业未完成，他却执意前往敦煌。1936年，他留下妻儿，独自回国。

　　敦煌的生活条件艰苦可想而知，对追随他来到敦煌的妻子来说，这样的生活苦上加苦。1945年，当时的敦煌研究所新调来一位总务主任，与陈芝秀恰好是诸暨老乡，再也忍受不了敦煌和一心只扑在事业上，也很少关心她的丈夫的陈芝秀，与这位老乡私奔，从此一去不返。

　　李辉的讲述中，给了这位中途离开常书鸿的女人以理解，并没有过多的责备。这种理解，通过后来长大的女儿常沙娜的视角说出来，更能让人理解，一个普通女性的选择，和一位“敦煌守护神”的付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超凡脱俗的付出。

　　李辉的追忆中，常书鸿开始并不知道妻子是出走，以为她是去兰州看病，后来看到了陈芝秀的信件，才知道事实。

　　常书鸿浙江历史文化街区，也并非一个无情的男人啊。他曾为了追赶妻子，昏倒在沙漠当中。若没有途中的一位石油勘探队的工程师搭救他，他可以就死在沙漠中了。

　　伤心愤怒的常书鸿，撕碎了所有陈芝秀的照片。多年以后，1979年陈芝秀因心脏病去世，他们的女儿常沙娜重新粘合了被父亲撕碎的母亲的照片。

　　时隔18年，1963年，常沙娜终于在故乡杭州重新见到了母亲陈芝秀。在常沙娜眼中，曾经打扮得很讲究的母亲，现在看起来完全像个家庭妇女，特别惨。母女俩默默对视，没有掉眼泪。

　　陈芝秀一生坎坷，私奔后与诸暨老乡结婚，但随后，第二任丈夫被定为“反罪”关押狱中而去世。之后，再嫁给一位工人。这位平凡的，与常书鸿婚姻生活长达20年，却未能相伴一生的女性，晚景凄凉。

　　“她还四处询问父亲的朋友，从他们那里找回所有的母亲的照片。毕竟母亲曾在敦煌度过艰难的日子，毕竟母亲养育了常沙娜这位优秀的美术人才，母女情深，常在心中浙江历史文化街区。”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写了几乎家喻户晓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猜想》的作家徐迟，是浙江湖州南浔人。

　　李辉回忆中的一段上世纪30年代江南文坛佳线年，年轻后生徐迟走出南浔，到了上海，拜访时任《现代》主编的施蛰存。从此，小镇青年的视野大大拓展了。而施蛰存成了这个南浔小镇文学青年的“庇护人”。他与施蛰存的友谊，也一直保持到晚年。

　　那个时代的“海阔天空”是这样的——因为施蛰存的介绍，徐迟又认识了青年诗人金克木。两年后的1936年夏天，金克木从北平南游杭州，被徐迟拉到他南浔的家中住了几天。他们谈诗，谈宇宙星空，谈音乐等等。这一年，徐迟又多了一个朋友：杭州诗人戴望舒。也是因为施蛰存的介绍，他与戴望舒一见如故。1936年5月，在戴望舒和穆丽娟的婚礼上，徐迟第一次穿上了黑色燕尾服，给戴望舒当伴郎。

　　晚年他在《收获》上连载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从故乡写起，一直写到上海、香港、桂林、重庆。

　　也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940年代，徐迟就是《瓦尔登湖》的翻译者。李辉说，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后来重新出版，是他喜爱的书。

　　他借用金克木的话，说徐迟是这一类诗人：不仅迷诗，爱诗，作诗，以诗为命，而且把生活也要求诗化，化不成就无比痛苦，只好用诗的方式结束生命。徐迟，他和屈原、李白、徐志摩，是同一类诗人，这些诗人都到诗的世界再生去了。

　　李辉提到了徐迟的个人生活，他没有冯亦代与黄宗英黄昏恋的好运气。在妻子陈松去世之后，一直单身的他娶了一位四川女老师浙江省的历史发展，但徐迟的黄昏恋以失败而告终浙江省的历史发展，很快，徐迟与女老师离婚，离婚过程中的曲曲折折，对徐迟无疑是一种伤害。生命最后几年，诗人一直处于孤独状态，最终，使他在孤独中幻灭。

　　南浔人徐迟和富阳人郁风也有深厚友谊，80年代，徐迟给郁风写了一些信，有封信中，透露了这样一件事，足可见徐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审慎态度，信中说——

　　“所以说不写也可以者，文章实在难写也，现在几乎动笔就骂人。如科学院要我写竺可桢，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究，构思接近完成。但写出来可能成为一篇大逆不道的文字。”

　　在李辉眼中，徐迟一直是一个有趣的人。他喜欢科技、计算机、夸克这类的东西令他着迷。从他嘴里，经常会冒出一个个听起来陌生的科学名词。自《歌德猜想》之后，徐迟一直关注自然科学，尤其关注着生物工程。八十岁过后，徐迟的精神和思想依然年轻。那个时期，他津津乐道的是宇宙、进化论和生物工程。成为朋友眼中有点“怪”的人。

　　李辉的回忆，让我们回望那个全民科学爆发的1980年代，陈景润、徐迟等一张张充满科学的闪光的面孔，至今仍然栩栩如生。

　　徐迟给郁风的信中，也谈到了他写《江南小镇》的时光。李辉感叹，“一部《江南小镇》，留下多少美好。”

　　“我和张允和谈恋爱时，社会上已经提倡自由恋爱，特别张允和的父亲完全采取自由化。可是当时恋爱不像现在，那时候和女朋友同出去，两个人还要离开一段，不能勾肩搭背，还是比较拘束。一种社会风气要改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的。”（见李怀宇撰写的《周有光百岁口述》）

　　文化老人、中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平生的一件得意事，是娶到了“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小姐张允和，他们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周有光回忆，他和张允和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很自然，也很巧。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大风大浪“冲击式”的恋爱，而是“流水式”的恋爱。

　　李辉记得，1997年春天，他去北京朝阳门南小街后拐棒胡同周家拜访两位老人，但见，“张允和与周有光坐在一起，一动一静，相映成趣。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起昆曲，眉飞色舞。”张允和说话时，周有光并不插嘴，只是在一旁敲打着一台夏普文字处理机。这一对老人的浪漫，给李辉留下了深刻印象。只可惜张允和于2002年8月14日比周有光先走一步，享年93年。更长寿的周有光，成了百岁老人，他回忆和张允和的晚年岁月，“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

　　李辉讲述这段在杭州的罗曼蒂克往事，他们的恋爱季节，是从张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期间开始的——想当年，张允和和周有光的妹妹是乐益女子中学同学，两家兄弟姐妹时有往来。那会儿，徐志摩在追求陆小曼、陆小曼在闹离婚。

　　后来，张允和考上上海中国公学，周有光考上上海光华大学。周有光到杭州工作后，给张允和写了第一封信。这位姑娘拿到这封信后吓坏了，请一位年长女同学看。女同学看过后，劝张允和给“规规矩矩写信”的周有光写回信，从此，两人才有了鸿雁传书。

　　1932年，因为战争关系，张允和到了杭州，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异地的这一对互有好感的青年，于是同城了。

　　“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挽搀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浙江历史文化街区！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了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