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著名经典民间文艺包括哪些杭州三大文化遗产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当代传统诗词在一波接一波反传统文化潮流中不可避免地被打入“冷宫”杭州三大文化遗产，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传统文化的日益复兴杭州三大文化遗产，传统诗词也呈现复兴态势，关于现当代传统诗词的理论研究与创作批评逐渐发展并趋于活跃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当代传统诗词在一波接一波反传统文化潮流中不可避免地被打入“冷宫”杭州三大文化遗产，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传统文化的日益复兴杭州三大文化遗产，传统诗词也呈现复兴态势，关于现当代传统诗词的理论研究与创作批评逐渐发展并趋于活跃。朱文华在1998年4月出版了《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提出旧体诗在当代可以延续，但“绝无复兴的可能”。次年，陈友康即发表了长篇论文《旧体诗词复兴论》。2006年，《新华文摘》转载了郑欣淼的文章《旧体诗创作：从复苏走向复兴》。21世纪的前10年，当代传统诗词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成为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但是这种理论批评研究与创作实践大抵封闭在各自的圈子里，即使偶有交叉，二者之间亦充满隔阂。研究者往往无视当下的创作，热衷于从“”时期的传统诗词中寻找课题；创作者无视当下的研究，沉迷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在互相欣赏与互相吹捧之中自我陶醉。以致百年传统诗词被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拒绝写进文学史，当代诗词的经典作家与作品未能浮出水面，难以进入中小学语文课堂和大学中文系课程；当代传统诗词创作的“繁荣”局面与“复兴”态势也被主流文学界漠视乃至排斥；甚至在诗词界内部流传着“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说法。近几年来，当代传统诗词圈内热圈外冷甚至在圈内也存在某种“虚热”的实际境遇并没有真正改观。

　　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为了促进当代诗词学术研究，引导当代中华诗词发展方向，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中华诗词研究院承办的“雅韵山河——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0月13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主任陈进玉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兼中华诗词研究院院长袁行霈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领导，有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有学术界、诗词界、教育界民间文艺包括哪些、艺术界及香港杭州三大文化遗产、澳门、和新加坡的知名专家、学者、诗人、艺术家，共70余人。

　　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思想凝聚力、道德规范力和艺术感化力，具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具有潜移默化的道德教化作用，其当代价值是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议题。

　　中华诗词的当代价值使其具有无可替代性。陈进玉认为：“中华诗词就是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诗词所具有的认识、教化、审美以及陶冶国民高尚情操和道德境界等重要功能，直至今日，仍然难以被其他任何文化现象所替代。”

　　中华诗词是中华文脉最重要的一支。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蔡世平认为，中华诗词是历史最久远、普及最广泛、影响最深入的一种文化形态，其价值体现在关心国计民生、思考人生根本问题的一面。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周笃文说：“中国诗词决不是可有可无、供人摆设和观赏的古董，而是穿透时空、直切当代、光景常新民间文艺包括哪些、引人奋进的民族精神符号。我们国家在场合经常援引古今诗人的诗作，这些杰作是如此生动深刻地参与了当代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谈到中华诗词，不能脱离社会功能而孤立地谈论其价值。湖北省诗词学会会长罗辉把传统诗词的当代价值概括为“传统诗词对当代人和当代社会的影响力与有用性”，他从“壮中华国魂，彰显传统诗词的时代价值”“入精神家园，升华传统诗词的人文价值”“与时代同步，拓展传统诗词价值的实现形式”三个角度论述了诗词的当代价值。

　　基于中华诗词的发展现状，我们尤其需要从当代旧体诗词的自娱功能来看其时代价值。云南中国文化学院副院长、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陈友康认为,生命的意义存在于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主要在当下实现。因此，文学应高度关注当下的意义，努力从具体实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他说：“所谓自娱性主要是指常态下的自娱。首先，旧体诗词作品大量存在表现日常生活琐事和交游唱酬的作品，这是一种美化生活的努力，它们呈示、强化了一个诗性的经验世界。它们美化了作者自己的生活，也有助于读者领受、珍惜日常生活之美。其次，从终极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为人生的。自由作为人类的本质，人在感受到自由的时候，生活就是快乐的杭州三大文化遗产。这种自由包括精神的自由。创作诗词能获得心灵舒展，是一种自由体验。诗词创作，个人耽玩的，自得其乐；与人唱酬和互相交流品评的，自娱娱人，加强了社会沟通。因此浙江的著名经典，可以说，诗词创作从最根本上满足了人的需要：自由的需要和作为社会人的需要。”

　　中华诗词的当代价值，还要从其民族特点和文化精神两方面去探求。诗歌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最有生命力与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指出民间文艺包括哪些，“作为以‘言志’为传统的中国古代诗歌，处处表现了诗人的生活情趣与文化理想，体现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念。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彰显了东方文化的智慧和美学风范，是对世界文学所作的杰出贡献，也是中国文化参与当代世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旧式文人和旧体文学活动的价值亟待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认为，五六十年代旧式文人和旧体文学创作活动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一直存在于学术研究的视线之外，但是，他们的生活交游和文学活动也应该被视为共和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写作文化史、文学史时应该关注这批“旧式文人”，关注他们留下的诗词文本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而且，他们运用旧文学体式也创作了一批反映时代风貌和个人情志的优秀作品。

　　与会诗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华诗词具有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有其艺术继承与创新方面的内在规律。坚持“求正容变”，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创新，体现时代变化，反映时代精神是当代诗词发展所必须提倡的原则。蔡世平认为，中华诗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与挑战。一是来自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文体语言的转变杭州三大文化遗产，二是来自大规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三是来自信息交流由缓慢到快速的转变，四是来自传统诗词理论一统天下到东西方文艺理论共治天下的转变。谈中华诗词的创新，必须直面这几个问题，寻求改变和适应的策略。

　　当代诗词的继承创新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新体诗与旧体诗的关系问题。《中华诗词》特约编审刘庆霖早年曾提出“旧体新诗”的概念，主张“用旧诗的形式创作新诗，用新诗的理念经营旧诗”。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指出，新体诗和旧体诗绝对不是对立的阵营，不是“两个诗坛”。他说：“不少的传统诗词研究者、创作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割断了传统诗词的文脉。我认为问题恐不那么简单。旧体诗词之所以在那个历史时刻衰落，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创作陷入了苍白枯涩的窘境。而新诗的勃兴和崛起，也是顺应了当年风起云涌的特殊时代要求。”

　　旧体诗词本身的传承也得到了有关学者的重视。湖南理工学院教授刘荣林的《晚清四大词人与当代诗词创作》分析了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和朱祖谋的词学理论对当今旧体词创作的启示意义。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唐克龙则别具只眼，从动物叙事这一创作取径来探讨当代诗词守正创新的方式。

　　有关中华诗词的格律问题依然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毅中批评“写了七个字一行的诗，就说是七律七绝，实际上是败坏了诗词格律，败坏了传统诗词的声誉”的现象，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师要深入学习，并再次呼吁把诗词格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新加坡新声诗社社长詹尊权在提交的论文《诗韵格律新旧谈并序》中认为“诗的本质是无所谓新与旧的。果真若要论其新与旧，那只是其表现形式与其方法上之争论而已”。

　　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诗教学会秘书长张海鸥建议，“可以将古代的‘古体诗’和‘近体诗’并称为广义的格律诗词，以与体式完全自由的诗词对举并称，二者即可涵盖目前汉语诗歌的全部体式。”在此基础上撰写《二十世纪格律诗词史》，就名正言顺了。

　　中华诗词的继承创新不仅仅是文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陈友康《文化失败主义与旧诗命运》一文，从传统文化的百年兴衰来追索旧体诗词的前途与命运，认为现代人对旧体诗词的态度与对传统文化价值和前途的判断有莫大的关系，而文化失败主义是对传统文化价值和命运的一种误判，但是，“既然整个传统文化已经被判定为失败，那么，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文学当然不能独善其身。”“新文动以后，旧体诗词虽然失落了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可它并没有消失，它逐渐演变为以民间性、个人性和潜在性为特征的文学生产和消费活动”。因而，近年来传统文化的日渐受到重视就成为中华诗词复苏与复兴的深层次的文化根源。

　　“当代诗词”的“当代”属性和诗词的艺术属性，是诗词继承创新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韵文学会会长钟振振旗帜鲜明地提出“当代诗词创作的关键是创新”，不论在题材内容方面，还是艺术手法、修辞方式、语言表达等技巧方面都需要创新，最后达到审美层面的创新。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在提交的论文《体制并存 作者合流》中就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说：“诗词如果只是一种群众活动，不出现一定数量的艺术精品，就不能确定在将来的中国诗歌发展中能占有它的独特地位。”

　　会议认为，在中华诗词的继承创新方面，网络诗词有着强劲的表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师檀作文认为将网络诗词定义为“发布在网络上的诗词”太过空泛，他将其界定为“活跃于互联网上，不依赖于中华诗词学会体系的当代青年诗人群所创作的诗词”。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大勇对网络诗词予以高度评价。他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诗词写作异军突起，悲悯凝重的人文情怀、自由深邃的思想取向、守正开新的艺术追索刷新着当代诗词写作的面貌，给人带来诸多‘惊艳’，甚至‘惊为天人’式的阅读体验。”网络诗人李子（曾少立）则从“网络改变了诗词的写作方式”立论，从“改稿会模式”和“搜索模式”两方面指出网络为提高诗词作者写作水平准备了技术上的可能。

　　《重庆国诗》执行主编陈仁德在《我的诗词创新观及其实践》一文中，列举了自己的部分作品现身说法，从创作论的角度重点探讨“怎样采用新题材”、“怎样使用新词汇”、“怎样对待平水韵”等几个诗词创作中带有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对当前的诗词创作富于启发甚至指导意义。

　　旧体诗词的传播问题首先是接受者问题。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大兴认为，作者和读者之间，应该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他抓住旧体诗词传播中“缺乏自己的接受者”这一制约旧体诗词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分析了缺乏接受者的原因，并指出旧体诗词如何培养自己的接受者。程毅中强调要将诗词格律教给中小学语文教师，他们才有可能传承给学生。我们通过教育的传承，既培养了诗词创作者，又为诗词的传播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坤尧的《香港诗词三大家》一文指出他们的诗词教学活动为香港培养了一批诗词人才，体现了大学教育传承诗词文化的功能。

　　诗词教育的核心是“怎样写作”的问题。中山大学教授简锦松指出，时下许多诗词写作的一个共性问题即“看不到我存在”，陷入知识性写作或虚假写作的误区。他认为，“写情必定是我的身体所在的情，写事必定是我的身体所在的事。”中国传统诗学中有“以诗存史”“以史证史”的优良传统，固然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但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受西方文学和现代叙事文学的影响，曾少立就提出了在诗词创作中容许“整体性虚构”，容许写与作者不直接相关的内容的观点。与会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无论实写还是虚写，诗词要有“诗味”。

　　诗词比赛作为检验诗词教育成绩、扩大诗词影响力的一种手段，也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张海鸥介绍了中华诗教学会的架构和所做的编纂《余事集——当代教授诗词选》和编写《诗词写作教程》等工作。有学者提出，同题共作的诗词比赛，不可避免地诱使参赛者陷入“知识性写作”的误区。如何使这类比赛更有效地成为检验诗词写作效果的活动，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与会者认为，传统诗词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诗词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而传统诗词的使用与传播正是实现其价值的必要途径。推动当代诗词传播还要树立精品意识。罗辉说：“需要通过传统传媒和现代网络，加强对包括网络诗词在内的当代诗词研究，借鉴标杆管理理念，通过拓展诗评渠道，向社会展现当代诗坛中的精品力作，让广大读者在欣赏诗情画意的同时，接受其时代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熏陶，进而还可促进当代诗坛评论队伍与创作队伍比翼齐飞，让诗词评论指导诗词创作，让诗词创作促进诗词评论。”

　　当代诗词并不缺乏精品力作，问题在于被淹没在大量平庸低劣的粗制滥造之作中，难以受到人们注意，甚至因此造成了当代诗词缺乏优秀作品的假象。曾大兴认为，要解决旧体诗词的接受者问题，必须通过各种方式，遴选当代优秀作品，立足于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编撰各种类型的选本，通过注、评、译民间文艺包括哪些、论等方式，使优秀作品“大白于天下”。

　　诗社活动和诗词刊物也是传播诗词的重要载体。新加坡新声诗社秘书长王华磊说：“目前来讲，传统媒体对诗词的宣传，一是要开辟报刊刊载，还有一个就是开辟电台、电视台的朗诵表演，充分发挥现有的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作用，利用出版便利和新闻宣传的集结，相互促进。另外，利用网络媒体、多媒体的互动，不光是单独的静止的画面配上文字，更多要有动画的讲解，有利于音韵知识普及到低年龄阶段。有很多的内地和港台新移民、新加坡的学生到来读书，可以通过他们扩大诗词创作与欣赏的空间。”

　　在诗词的传播方式上，与会者认为，诗词吟诵是推广诗词的有效途径。诗词吟诵推广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大中小学生，同时还可以推及到乡村社区民众等社会群体。作为这次“雅韵山河”中华诗词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北京四中重阳诗会、中华诗词吟诵学术研讨会和诗词名家进校园等三项活动，正是推动诗词教育与传播的有力举措。

　　与会者还提出，要让诗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借助音乐展演活动扩大诗词传播。著名歌唱家李元华多年来即从事古典诗词的现代演唱活动，她说：“过去古式音节，一板一眼民间文艺包括哪些，节奏单一，渐渐被人们淘汰，人们不喜欢那种念经式的、单调式的吟诵法。我们需要充分地挖掘诗词中的音乐性，只有辞美、诗美、曲美、调美、声美，才能达到情美、意美。”

　　诗家学者关注的另一个中心议题是社会各界如何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共同扶持中华诗词的发展，迎接中华诗词的崭新时代。

　　充分发挥国家文化政策的主导作用浙江的著名经典，社会各界可以结合自身特点，扶持中华诗词的发展。陈进玉指出：“在我看来，社会各界包括企业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科技界。我觉得中华诗词普及活动搞好了有几个好处：一是有利于诗词创作研究和创作水平的提高；二是有利于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有公益效果；三是弄好了还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诗词作者与作品的经典化问题，是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当代诗词作者甚多，但诗词没有真正得到圈内圈外人的认可，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性诗人，缺乏经典作家和精品诗作。

　　与会诗家学者认为要通过适当的作品研讨会，利用现代传媒对优秀的旧体诗人进行培养与宣传，将这批诗人的影响推广到社会各个层面民间文艺包括哪些。要组织力量编写百年诗词选本和总集，予以注释、评论甚至外语翻译。树立经典作家和作品往往离不开批评家，要组织力量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进行学理性研究。批评家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将好的作品输送到读者手中。

　　明确当代诗词的学科归属，有利于诗词研究与批评的展开，也有利于提高诗词创作水平。中国新文学学会秘书长李遇春是参加此次会议的为数不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之一，他强调要赋予旧体诗词以当代文学品格，呼吁更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来关注当代诗词研究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

　　企业对诗词事业的支持，往往停留在为诗词文化活动提供资金的层面上，企业家诗人陈文增则从诗词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角度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诗词刊物和诗词社团在凝聚诗词队伍、形成当代诗词文化生态中无疑起着纽带作用。《诗词之友》执行主编张脉峰在论文《试论当代诗词社团（刊物）生存境遇及发展前景》中探讨了诗词社团与诗词刊物的功能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浙江的著名经典，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此外，此次研讨会发言和论文中还涉及到当代中华诗词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如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郑伯农、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赵仁珪、国务院参事胡本钢等关注当代诗词文献中心的建设，希望由中华诗词研究院出面，组建国内最权威的诗词文献中心。郑伯农表示，要把几十年来收藏的诗词文献无偿捐献给诗词院。此外，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吴孟庆提出要充分发挥文史馆的作用，对全国的诗词界状况作一个彻底的调查，形成志书式的研究报告，使中华诗词研究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赵仁珪、张海鸥杭州三大文化遗产、马大勇、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芙等均提出了联合学界力量组织编写《二十世纪格律诗词史》的建议；李遇春提倡吸引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进入当代诗词研究领域；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周兴俊阐述了诗词是当代诗词改革创新的典范，诗论是当代诗词改革创新的指南，等等。从会上的发言到会下交流，诗家学者们就当代中华诗词发展繁荣过程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反映了当代中华诗词研究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为当代诗词创作与研究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和强劲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