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的端午记忆：古代端午最早是健康节
经历了两千年的变迁，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端午节仍在传承。我们找寻端午传承数千年留下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气脉，重现不同时代的端午记忆。
全民动员沐浴兰汤、挂菖蒲、缠丝带、喝雄黄酒辟邪保健，这是战国时代端午节的场景。最早的端午节，其实与屈原无关，而是夏季驱除疫病的节日，可以说是最早的“健康节”。那时，人们认为，夏至时节阳气达到顶点，代表死亡的阴气重新出现，并将逐渐强大。因此，他们把包含着夏至的五月看成是丛生、有害于生命的“恶月”。正因为如此，在这一时节，各种能辟邪的物象纷纷登场。人们除了大扫除，还要采回能辟邪的兰草，泡在热水中沐浴，称为“兰汤沐浴”。同时，还要在门上悬挂可以辟邪的菖蒲、艾蒿，在家中贴上镇邪的艾虎或符图，并在手臂上缠绕“令人不病瘟”的五彩丝带。
五月是“恶月”的说法并非完全是。鲜于煌说，五月正是蜈蚣、蜘蛛、蛇等“”出没的日子，加气渐热容易产生各种疾病，因此人们采用各种手段防止疫病，期待家人健康。喝雄黄酒的习俗也是由此而来。在大家熟悉的《白蛇传》中，白蛇就是在喝了雄黄酒后现出了原形，可见，在人们心目中雄黄酒辟邪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如果去除了其中的成分，端午节的现代意义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辟邪’。”鲜于煌说，这种辟邪就是把过去一些不好的“气”，也就是人的某种不佳状态，通过净化的方式统统去掉，换一个全新的状态，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态度。
一个驱毒辟邪、祈求健康平安的节日，又怎么与纪念屈原的传说联系在一起了？据考证，最早把端午节与屈原联系起来的传说是东汉应劭的《风俗通》，其中称“端午缠五彩丝”的习俗是因为屈原，但其中并没有提供详细的故事情节。
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第一次完整记录了粽子源于纪念屈原的传说：屈原在端午日自投汨罗江而死。楚国人为了悼念他，每到端午节就在竹筒中装上米，投进河里祭祀屈原。可是，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代，屈原显灵给欧回说：“过去人们送给我的竹筒粽子外边没有五色丝和楝树叶，都被蛟龙偷走了。请以后献祭的时候缠上五色丝和楝树叶。”欧回遵照屈原的吩咐做了，于是形成了后来包粽子的习俗——竹筒外边缠五色丝和楝树叶。楝树叶有浓烈气味，古人用来辟邪。这种粽子，唐代还有流传，叫做“新筒裹練(楝)”。
这个传说得到广泛，虽然流传到今天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纪念屈原的主要情节得以保留，并得到人们的认同。这样，端午这个普通的节日，就有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其实，吃粽子和划龙舟，是早已有之的民俗活动，但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之后，这些活动就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而被赋予了纪念古代圣贤的色彩，体现了社会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并且与爱国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41年春夏，日军用狂轰滥炸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就在这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陪都重庆发出号召，要在端午这天举行“诗人之会”。请柬只发出100多份，到会却是400多位诗人。
在1941年5月30日端午这天举行的大会上，众诗人一致决定将屈原沉江的端午定为诗人节，老舍与冰心、胡风、郭沫若、臧克家等53人，签署了《诗人节宣言》，并以《诗人节缘起》为题，登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宣言鼓舞了士气，其也得以传承。一位叫董镜桂的作家这样描述1943年端午这天重庆街头的景象：“翠绿的艾叶，挂在家首，鲜红的慰劳，飘扬空中，穿黄黑或蓝布大褂的队伍，不时出现在街头，他们都是分头到郊外慰劳将士的。”董作家说，这是在为民族作搏斗的第六个年头，捧着盘盘雄黄朱砂的小孩们在街头尖声叫道：雄黄，朱砂，吃了避毒驱邪。“这是民族感的象征，中国正在完成屈原留给我们的任务，正在做着忠邪势不两立的斗争，在雄黄冲酒的畅饮之下，让他净化我们的血液吧，让他冲去我们灵魂的渣滓吧！”
另据《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记载，在重庆住了3个月、遭受了40多次轰炸的林无双在《重庆观感》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奇怪的是，战争在拖下去，中国的士气却越来越高……端午节，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市民依然举行庆祝，照样生活着。”
端午庆典，凝聚着国人抗敌的斗志。当时，人们还经常利用端午等传统节日和抗战纪念日，举行“日寇”、“活捉”等渡江、登山活动，鼓励和在渝外国友人参加。
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省委“三十条”和省联社“十六条”，防止“节日”,近日，凤阳农商银行下发《关于加强端午节期间廉洁自律的通知》，重申纪律，让全辖员工过一个清正廉洁、风清气正的端午节。
端午小长假期间，海口消防部门加督检查力度，开展以重大活动场所和接待场所、节日庆典场所及住宿、餐饮、购物、演出、歌舞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为主的错时检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