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直播的他们，不活在你朋友圈的段子里

原标题：初次直播的他们，不活在你朋友圈的段子里

本文由“格致计划”top榜收录，来源：交易门，作者春晓

嵩县思源学校陶云娇老师带女儿上直播

正月初八，河北邢台威县一中，平时挤满50多个学生的教室空荡荡的。生物老师刘博面对着摄像头，聚精会神上直播课。教育部发出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停课不停学”的指引后，刘博所在的威县一中迅速开展了直播教学。此刻线上有500个学生正听刘博授课。教室里坐着唯一的听众，是刘博老师三岁的女儿。

一节课45分钟，刚开始女儿还可以安静地坐着，后半段就忍不住在房间里走动。每到这时刘博就特别紧张，生怕她发出声音、影响上课。一次课讲到一半，刘博用余光撇了一眼女儿，发现她竟然百无聊赖在啃课桌。疫情期间，要是染上病毒怎么办？刘博恨不得立即弹起来，却只能按捺住焦急，一边继续直播，一边给女儿打了一个停止的手势，又递给她纸和笔，让她转移注意力去画画。

威县一中是刘博的母校。送完今年的高三毕业班，刘博在这里教学就满7年了。由于丈夫远赴新疆支援，刘博在最近一年都是自己带女儿。她每天从起床开始像打仗一样，神经紧绷，容不得有一个环节出错。“不然我就会无法准时到达教室，50多个同学就要被耽误了。”

刘博没有料到，在高三学期这紧要关头，突发的疫情让自己本来已经非常紧张的生活“前所未有地困难”。威县一中宣布延迟开学后，安排了50位老师每天回学校上直播课。刘博是高三老师，生物教研组长，成为被选中参与直播的老师。这次等她上课的不是50个学生，是500个学生了。

但她要回学校上课的话，女儿怎么办？幼儿园不开学。父母倒是在威县，但他们住在另外一个小区也封闭了，不能过来带孩子了。爷爷奶奶在天津，如果让他们过来，也要隔离14天。她又给读大学正放假的表妹发微信求助，表妹回消息说自己也感冒发烧了。

刘博找了所有能想到的“靠山”，但都此路不通。孩子肯定不能丢家里，带着去直播吗？增加感染的风险怎么办？在教室里捣乱怎么办？她纠结了半天，决定和校长提出放弃直播。这时父亲发来微信提醒她，“你是党员，必须起到先锋作用”。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会计，也是土生土长的威县人。父亲的消息让刘博沉思了。

在刘博加入一中任教的2012年，威县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威县有522个行政村，总人口65万，农业人口52万，2012年有超过35万人年纯收入在2300元以下。从那年开始的脱贫攻坚战，让威县中小学校硬件设施慢慢改善，威县也于2018年摘下贫困县的帽子。但教育资源和师资的短板却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补。软件提升战的主心骨，就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们了。

和刘博一样，威县一中的大部分老师从河北或附近的师范学校毕业，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充满感情。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大部分公立学校老师平均薪水2000多元，威县也不例外。而当地商品房的房价已经飙到5000元/平米。

老师们的付出对学生意义非凡。和城里的孩子比，农村学生的教育资源匮乏。回家后没有补习班，也没有电脑。刘博说，“就算他们放假时想出门买本参考书，都可能找不到开门的书店”。

刘博斟酌良久，还是决定硬着头皮，带女儿去教室直播。谁也不想这时带孩子出门，但刘博没有选择。“女儿嘴也很甜，开心的时候就跟我说妈妈我爱你。”这足以消解她所有的情绪。

2

农历大年初四，河南新蔡思源学校的政教主任周华玮也正为女儿的事儿揪心。

周华玮三岁的女儿去年11月确诊脑肿瘤，12月在郑州动了手术，现在处于后续治疗期。周华玮本计划大年初四就和妻子一起送女儿去郑州，接受放疗。结果大年29学校领导班子开紧急动员会，他大年初一就回学校上班了，爱人独自带女儿去了郑州。“我们学校老师都没上过网课，人内心对未知事物是回避和恐惧的，特别是个别年纪大点的老师，所以我得去做工作。”

开学前几天，周华玮还和校长一起从学校出发，骑电动车给一位老师送去了直播用的电脑。十多分钟的路程，两人过了两个关卡。新蔡前两天还在下雪，他俩没戴手套，低温中瑟瑟发抖。

女儿在郑州治疗，让周华玮加倍牵挂。但除非女儿打过来，他绝不主动和她视频。“因为她看到我就闹要爸爸，不看到还好点，就跟她说爸爸在上班”。周华玮说自己平时住校，很少回家，所以女儿对“上班”这两个字还是理解到位的。

女儿前几天已经结束了这一轮的放疗。周华玮正在社区给女儿办通行证，等办好了就委托朋友开车把女儿接回来。

新蔡思源学校的英语老师吴翔和周华玮一样，平时住在学校，和同学们同吃同宿。正月初九接到学校“停课不停学”的通知后，吴翔就暗自着急。吴翔春节在老家过年，乡里没电脑没网，他必须得赶回学校才能上直播课。为了通过关卡，吴翔专门去找村委会开了证明。农历正月十七，吴翔下午3点从老家河南练村镇出发。他开着自己的电动四轮车。正常情况，一个小时就能回到新蔡思源学校，但吴翔这天却足足花了5个小时。

到了离新蔡县15公里的宋岗乡，关卡人员就把他拦住了。“你的证明信呢？”对方问。吴翔掏出村委会开的证明信。对方皱皱眉头说，不行，您要出示镇里的证明信。

“可我都出来了，去哪儿找镇里开证明啊？”他说。吴翔教了20多年英语课，从没这样求过人。他跟关卡的人磨了半个小时，一边说好话，一边又给对方塞了几包烟。好不容易对方心软了，“要不你就再找你们学校开个证明吧。”吴翔立即打电话给校长，校长从微信上发了介绍信过来，对方才终于放行。

新蔡县离河南驻马店市约1个半小时车程，新蔡思源实验学校目前有1740多位学生，家庭贫困的、留守儿童占到70%。那天吴翔一路上过了7个关卡，也被拦了7次。每次临检，吴翔出示介绍信后，都得跟对方耐心解释，说学校里1000多个孩子，都等着老师们回去上直播课呢。

3

自从2月10日开学以来，网上流传着初涉直播的老师们出糗的段子。这些搞笑的段子河北的高一学生李东硕没有心情读，读了也笑不出来。李东硕是河北威县一中高一的班长。最开始听说要延迟开学，心里还有点高兴，后来就开始担忧了。“感觉比较惶恐，害怕被其他同学比下去。”学校宣布上直播课后，李东硕憋足了一口气要好好学。

李东硕家中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荣誉证书。他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心愿是考四川大学计算机系。他哥哥大他13岁，读完初中就工作了，已经结婚生子。父母务农，尽全力支持全家最能读书的他。

开始上网课后，父母每天早上6点20就起床陪他早读。中午家长给他下面条，晚上炒两个菜，配上咸菜和小米粥。父母送了他一个全新的OPPO手机。这让李东硕非常惊喜。他把手机贴了膜，仔细保护起来。未来一段时间的学习，就靠这个手机了。

在广大农村，李东硕这样的孩子是幸运的极少数。陕西省洛南县华阳思源实验学校的班主任王麦芳告诉我，班里1/3学生都来自“特殊家庭”：要么父母离异，要么是孤儿。情况好点的孩子爸妈在外地打工，由爷爷奶奶照顾，情况差的就只能寄人篱下。因为这些客观因素，班里开家长会从来就凑不齐人。

学生复杂的家庭背景让开网课挑战重重。上网课需要性能足够高的手机或电脑，但跟爷爷奶奶住的同学家里没电脑，爷爷奶奶用老人机。他们只得四处借电脑、借网。跟爸妈住的孩子情况好一些，但许多父母的智能机太旧，不支持上网课。

王麦芳毕业于渭南师专，教龄20年。她班上有孩子在父母开的小卖铺临时搭了课桌上网课，因为家里没网。班上还有一位留守儿童一直没有手机用。王麦芳跟孩子在外地的父亲打了几次电话，又打给他爷爷商量，同学才找亲戚借到手机。这位同学现在每天准时去隔壁伯伯家借网上课。王麦芳终于松了一口气。

农村家长要么对孩子学习没那么上心，要么有心无力。因此许多繁琐的工作往往落在班主任头上。那段时间王麦芳不断给家长们打电话，督促他们进群，协助孩子上直播课。有个单亲孩子的父亲不配合，她一天要给他打三四通电话。有一天，王麦芳发现自己被停机了，“原来是打太多电话，打欠费了。”

克服各种困难上网课的学生们4

“你们家平台到底行不行？我们试过两家平台，今天都崩了，学生们等着上课呢。”2月10日，甘肃省白银市第十中学校长在群里求救。由于直播平台出现问题，很多学生登不上去，老师和学生们都急了。

在今年“停课不停学”的直播高峰期，特别是2月10日开学这天，多家教育直播平台服务器都崩溃了。全中国自有互联网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学生一起上直播课，没有一家平台预料到了这阵仗。好未来智慧教育技术负责人谢华亮告诉我，系统直播服务器每秒访问最高达到了29万人次，而平时最高峰也就每秒几千人。“正常情况下，大家都在线下上课，不需要那么多人一起直播。”

其实不仅是校长们急，谢华亮和他的同事们更急。提前估计到这次的直播高峰，集团有400多位工程师春节假期就开工，为服务器扩容、代码优化升级熬夜工作，确保系统在直播高峰期不掉链子。

大年初二，好未来智慧教育宣布向全国学校免费提供直播平台，谢华亮担任起一个特殊的职位：产品客服。他的电话在微信上被公布。年初二从中午12点半到晚上10点，他一共接了114通电话。打来的有全国各地焦虑的学生家长，有培训机构，有农村和城市公立学校校长，还有不同地区各个级层教育系统的负责人。强节奏的客服工作从大年初二一直持续到2月10日。他每天都粘在电脑前打电话，回微信消息，做记录，两顿饭也在电脑前解决。因为担心错过电话，他让运动手环同步手机，每天晚上戴着手环睡觉。

谢华亮和同事们平时透过代码远远地看着客户。如果不是这次疫情，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某些偏远地区学校的名字。这次他却深切感受到了研发工作的社会意义。许多来自湖北、河北、河南、陕西、宁夏等地区的老师打电话跟他反映困难：由于缺乏积累，很多学校压根没有信息化教学的概念，突然要全面实现信息化教学，老师能力达不到，学校设备不到位，课程空白要现编，真的是各种难。谢华亮告诉这些焦虑的老师，“没关系，疫情持续多久不能预测，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直播平台，让孩子们有课上。”

在教育部发出“停课不停学”的动员后，北上广深的学校有较充分人力和技术资源应对，但欠发达地区的老师则更脆弱和茫然。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约束下，他们战胜了各种技术和操作层面的障碍，付出了比城市老师们多数倍的努力，克服了许多对城里人来说根本不是困难的困难，只为了把直播课开起来。

在这场特殊的直播中，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所谓“逆行者”，他们是顺应本心，尽到天职的一群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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