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石先生的学校情结

父亲从5岁开始进泰安府衙门小学读书，至今他已经在学校中度过了82个春秋。

从学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逃难中，他时而进私塾，时而辗转于山东各地，博山的考院小学、济南的制锦市小学，从农村，到城市，他终于在战争中念完了小学，考入了山东省立中学。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他在考高中时，未能如愿继续进入山东省立中学，只得到济南市立高中读书，但第二年他又考回山东省立中学。因此，他小学念了3个，中学念了2个，与他同窗的学友也自然很多。

1950年，已在济南穆光回民小学工作了2年的父亲考入了北京的辅仁大学，第二年又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由是，大学又是2个，同学又不少。

为师

1954年父亲大学毕业，本来可以留校或留在研究部门的父亲却“莫名其妙”地被分配到了河北省教育局。于是，他来到了河北省的省会保定报到，被告知来晚了。怎么办？没关系，这一天晚上，他“票戏”去了。第二天，他在地图上找离北京最近的地方，看到了通县女子师范学校，但女师只需要体育教师。父亲在大学时已经获得了跳高二级运动员的身份，又是北京大学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就这样，他在通县女子师范学校做了一名体育教师。

后来通县女子师范学校被改为男女合校，更名为通县师范学校。在这所师范学校中，父亲度过了他的青壮年时代，他经历了反右、四清等政治运动，更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在这里，他欢笑过，成功过；在这里，他挨过整，也劳改过；在这里，他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征，却被造反派称为“装病”，甚至他多少次摔倒在造反派的面前，也没有得到休息。

“文革”中，通县师范学校被撤销，父亲被分配到通县二中。在这里，他为了救一名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子，右脚被汽车碾过，拄上了一根拐杖；在这里的课堂上，同学们看着正在上课的老师的嘴巴歪到了一边，他在课堂上得了脑血栓。

20世纪70年代，父亲的老领导鲁桐校长把他调到了北京171中学，在这所中学里，他实现了语文教改的愿望。

20世纪50年代，父亲曾参与编写中等师范必修课教材《语文基础知识》，在文学、汉语、文字、修辞以外，他特别加入了语言逻辑的内容，这也为他在北京171中学的语文教学改革打下了基础。

171中学的语文教改实验在初中一年级试点，全部教材由父亲一人统筹，他采用了包括字法、词法、句法、章法、修辞法和思维逻辑法的“六法”教育。从字法入手，讲造字之法，讲偏旁部首，分类归纳，学生不但很快掌握，并且能熟练运用，让学生在解决阅读问题的同时，逐步掌握书写文章的规律。父亲认为，一个人掌握字词规律只需要三年的时间。3年学习之后，他的实验班的学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文考试，那年东城区语文考试的平均成绩是52分，而父亲的初中三年级学生的平均成绩为58分。

这个没有被推广的语文教育改革，是父亲综合运用文字、语文、逻辑的知识取得的成绩，虽然这个改革渐渐被人淡忘，却为父亲30年后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汉字的认知与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教改的成功令多少老师获奖、提级，而他这个主持人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然而，他觉得这个付出是值得的。虽然他的教改被当时的一位教育管理机构的领导一言以“毙”之：“初中就学完了高中的课程，高中3年干什么?”好荒唐的论点，但父亲毕竟因此调入了北京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

在这所大学里，父亲回归了正业，在教育科学研究所讲授逻辑课程。同时他还承担着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和书画函授大学的教材编写工作，也同时承担着人民大学一分校、财贸学院和北京市财贸职工学校的逻辑课程。那是1985年的暑假，他带领人大一分校的老师们考察了西安、洛阳、泰山一带的书法遗迹，发现了基层文物保护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决意在北京师范学院创立书法专业大专班。于是，才有了首师大从专科，到本科，到研究生、博士生，再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书法专业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才有了全国各高校书法专业的遍地开花。为了书法教育事业，他87岁还坚持为学生授课；为了书法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他两度患上了脑溢血。

在这所大学里，因为他引领的中国书法教育事业，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在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中央党校......，在中学、小学的课堂上，在全国各类职工工会的书法讲堂上，在校外书法兴趣班上，甚至在监狱，他都根据各层次的人员实际，以书法弘扬中华文化。

书法教育事业的起点

对于父亲来说，书法教育的起点并非80年代的北京师范学院，而是在60年代的通县师范学校。60年代初，父亲就参加了北京市教育局组织的书法教材编写工作，为学生书写过仿影。

那时的通县师范学校招收的是北京郊区的学生，学生们大多来自农村，他们十分珍惜在学校学习的宝贵时光。

在通县师范学校，全体学生每周都有2节习字课，虽然是自习，但没有人懈怠。父亲负责各班查堂，学生根据爱好选择临习的字帖。每当查堂时，同学们都争取临座指导，他会用手指着字帖上的某字，又转而点点学生所临的字，不直接指出不像之处，而是问：“你看出什么了?”最后才讲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失误的地方。他总说：临什么要“像什么”，由像什么再到“是什么”，要先求“像”，要动脑子，分析帖，读帖。不读帖，只求遍数，那就很可能与帖上的字不一样。

在父亲的倡议下，通县师范学校在南院设立了一个习字室，为师生提供学习交流的场地。室内四周课桌围绕，桌上摆放着字帖和砚台，还有大块的城砖。蘸水在城砖上写字，随写随干，可反复写，练字方便。习字室白天开放，直到晚自习下课才上锁，为全校师生练字提供了太多的方便。上课前、课间十分钟、饭前、饭后，写一写，翻翻字帖，既是读帖，也是欣赏。不仅如此，父亲还组织了习字活动小组，还在习字室举办通师人习字展览，校长李一农伯伯带头参展，各位老师们意兴十足，学生们的作品则从大仿作业中选出。师生联展，满室墨香。因此，通师的毕业生都写得一手好字。在“文革”的“牛棚”中，父亲少去了许多折磨，因为“红卫兵小将”们都想得到一份父亲抄写的37首毛主席诗词，找个缘由就“揪”他出来写“揭发材料”，几乎人手一册呀。才有了今天他们可以炫耀的那几十本父亲用小楷抄写的《毛主席诗词》，直到今天父亲还在感谢他的那些学生们。

父亲总说做学问犹如垒金字塔，下底不宽就支撑不了它的高度。父亲对于书法教育的追求又何尝不是如此，没有前边的铺垫，就没有后来的成就。习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研究书写的学问就更非易事。

对学生的宽容

父亲的学生时代，受到过那么多大师级老师的教诲，也享受过他们的宽容。他对于自己的学生，也给予了无限的宽容。他爱护自己的学生，包容自己的学生，也宽容所有的朋友。然而山东人骨子里就有一股“倔劲儿”，对一些事情，父亲也有绝不姑息之时，也就会得罪于人。被他“得罪”的人，往往会恼羞成怒地讥讽、斥责，甚至诽谤于他，而他也总是一笑了之。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晚辈人的任性而搁置一旁，因为他坦然，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学生，对得起社会。父亲的这份宽容，曾经令我羡慕，曾经令我“气愤”，也曾经令我“妒忌”。然而当我也桃李成行之时，我很自然地理解了他，我以他为骄傲，以他为榜样。

世界真小，循环往复得也太快。21世纪，恢复于“文革”之后的通县师范学校，竟然并入了首都师范大学，而我也成为了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一名教师，也承担着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研究与培养工作。陪同父亲来到了他半个世纪前工作的校园，来到我童年时曾经与大哥哥、大姐姐们一同玩耍过的操场，通师的面貌大变，只有那古旧的阅览室依旧是当年的风貌。

在举国上下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在教育部重视中小学生书法教育的今天，我盼望在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校园里再建起一间习字室，延续父亲开创的习字基地，让书法艺术在师范院校得以更好的承传。因为这里不仅是父亲从事书法教育的起点，也是我国师范院校书法教育的开始，是现代中国书法教育的开端，更是我国书法教育的未来。

父亲的学校情结，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偶然的，它需要铺垫，通师的习字室、习字课，北京171中学的语文、识字教育的改革，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和书画函授大学的远程教育，都为父亲开创的中国书法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成就了书法教育的今天。

文章来源：2015年第9期《人民教育》

作者：欧阳启名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教授、 艺术考古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小学书法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画鉴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