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二本学生，才是基数最大的打工人

本文由“格致计划”内容Top榜收录，来源：新周刊，作者：赵皖西

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绩点为王、内卷化竞争……最近互联网上兴起的各式教育话题，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人均985，遍地211，如今的天下，早已是优等生的天下。哪怕是焦虑，也只有名校生焦虑的份。

事实并非如此，2020年，中国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重点大学的学生只在其中占据很小的比例。“大学生”这一身份所涵盖的庞大数字，更多是由二本及以下学生组成的。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但作为就业的主力军，二本毕业生们的现状却鲜少有人关注，甚至很多人自己眼中的未来也面目模糊。

在各种就业调研报告上， “二本学校”的表述被折叠在除“双一流”以外的“地方本科院校”之中，在其中生活学习的年轻人，成了舆论场上沉默的大多数。

不可抗力将今年的就业难度推向高峰。/图虫创意

前段时间，广东F学院的黄灯老师出版《我的二本学生》一书，用自己15年的一线教学经验，通过对4500多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十几年的跟踪走访，向我们勾画出一条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他们艰难走过应试教育这一道关卡，并不算成功地通过高考，历经众多就业挫折和社会捶打，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分野，最终与社会撞个满怀，摸爬滚打，跌跌撞撞，融入到生活的洪流当中。

有人说，他们是当今转型期中国最忧伤、迷茫的一群人。“二本学生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黄灯老师说。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 著

在夹缝中就业

去年6月，毕业一年多的豫子辞掉了自己在深圳某银行的“铁饭碗”。

就像网上无数个声称自己终于“逃离银行”的年轻人一样，做出这个决定，对豫子来说并不容易，只因为她二本的学历背景。

但无数个日夜的辗转反侧、越压抑就越膨胀的不甘心、高考选专业时的梦想……种种原因，都在无形之中牵引着她递交了那份辞呈。

今年刚满23岁的丁一，同样毕业于一所二本学院，同样在银行工作，至今仍处在纠结之中。今年6月份，他抓住来之不易的升职机会，从柜员转岗成为大堂经理，但工作几个月后，他开始考虑是否要辞职。

或许是因为城市的差异，进入银行一年多时间，丁一每月的收入远不如在深圳的豫子，晋升机会也不多，每天还必须面对小地方无数复杂的人际关系。

丁一自己粗略统计，自己所在银行，每年招进来的应届毕业生，会有二到三成在不久之后选择离职。

“银行就是一个你出去很容易，再进来就难了的地方。”这些告别银行的年轻人，做的是一个无法回头的职业选择。

微博超话#今天你从银行辞职了吗#有一亿多的阅读量。/图虫创意

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9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显著下跌，同比下降1.4%。

史上最难毕业季，被巨量的毕业生迎面撞上。疫情影响下，大量企业或裁员或缩招，最先感到寒意的，往往是二本学生。

南开大学在数年前曾对二本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远低于重点大学，更低于三本学校的毕业生：

一本学生的整体就业竞争力明显高于二本学生，这不必说，而三本学生的家境普遍较好，也有利于他们的就业和前途。

二本学生夹在其中，既没有原生家庭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扶持，也受困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剧烈的就业竞争中被无情甩出。“自主择业”，轻飘飘的四个字，略过了二本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受到的结构性不平等。

二本学生，就业市场上的“夹心饼干”。/图虫创意

黄灯老师带过的2019届毕业生，去年就业情况也很一般。来自湛江遂溪的美芽进入了广州市某巴士公司，这是班里少数几个进入事业单位的同学。

得益于广东F学院的特殊金融属性，往年即便不是金融专业的学生，很多也能进入银行工作，但比例明显降低。更多的情况是，学生们在选无可选之下，进入一些小的媒体公司或者微小型企业，从事公众号运营等边缘工作。

教育行业一直都是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热门。由于近年来中小学课外辅导班的火爆，黄灯班上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教育培训机构。2013级的陈雪，就是其中的一员。

经过层层选拔和培训，陈雪毕业后顺利进入新东方任教。和她一同竞争的，不乏985、211高校的本科毕业生，甚至还有研究生，这种“同台竞争”让她感到安慰。

但不久之后陈雪就发现，尽管凭借能力获得了工作机会，但因为来自一所二本学校，自己还是被降级为普通老师。

虽然有种种不如意，但从就业结果上来看，豫子、美芽、陈雪已经算是同辈中的佼佼者。更多的二本学生，还在“生存”这条基础线上苦苦挣扎。

黄灯的另一个学生何文秀，毕业后辗转珠三角一带的各类公司，干过文员、外贸，后来因为一次领导的非分要求，愤然离职。离职之后，是漫长的迷茫和无助，快三个月过去，何文秀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每天上网投简历，去面试，失望，身心疲惫。晚上睡不着，害怕明天睁开眼睛又是一天，日子过得惶恐。有时实在太压抑，半夜睁开眼睛大哭，这种境况实在让人撕心裂肺。有时候，会悲观地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反观别人的日子都是过得那么好，心里也很酸，怎么自己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过得好好的，非要像现在这样落魄?”在和黄灯老师的邮件往来中，文秀如此写道。

这是她在患上抑郁症之前为数不多的情感出口。

找到一份好工作，对有的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一座大山。/《百元之恋》

何文秀代表了很多二本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共同遭遇。他们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就被无情地告知就业困难，但只有等到真正被丢到劳动力市场后，才真切体会到这种压力的残酷与沉重。

就业压力，很多时候并不单单指向有没有企业愿意和自己签署三方协议，而是更进一步，作为一个二本学生，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份让自己感觉有尊严，也让父母觉得“过得去”的工作。

从宏观的统计数据来看，二本学生的就业率可以和重点大学，甚至985、211的学生比肩，但数据之外，就业质量却大相径庭，许多二本学生并不能马上在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以至于很多人毕业多年，仍然在一次次的跳槽、转行、将就中无限纠结。

据黄灯老师说，在自己那么多年“经手”的学生中，只有一两个学生仍然坚守在自己的第一份岗位上。个人发展空间不够、薪资福利低、单位管理制度和文化与自己不符，都是他们离职的原因。

我们无法否认，学历是这些二本学生的首要限制，在一开始就标定了天花板的高度。凭借个人努力，就想要突破这层透明天花板，又谈何容易？

从银行出走的豫子，“家里蹲”了一年多后，终于在广州某媒体企业谋得一份公众号运营的工作。银行复杂的工作环境，让她磨砺出细心的工作态度和坚韧的性格，这让她得到新领导的赏识。

与此同时，同被银行系统绑定的丁一，却还因为离职所需要赔付的一万多元违约金而下不了决心。

在新东方任职多年的陈雪，经历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厌倦了教育机构向家长营造的焦虑，她原先的教师梦，在现实的熨烫下，悄然变化形态。历经过职场生活，陈雪坚定地说：“我以后如果有了孩子，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报班。”

更多二本学生的结局，则像何文秀一样，没有一份从天而降的工作机遇，生活上也无惊无喜，漫长的人生，或许在多年前高考失利那一刻，就早已注定，不会再有更多突围。

培训机构的不良竞争，恶果最终都由家长和孩子们吃下。/图虫创意

“打工人”之伤

二本学生与自身学历背景的缠斗，并不会因为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结束，求职或许才只是个开始。

因为入校时就知道学历对自己今后就业的限制，很多二本学生早早学会“认命”，尝试在学历之外的其他地方，谋划自己的未来。

毕业四年多的珍芳，已经换了五份工作。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她觉得自己一直处于“随时可以被替换”的状态。

作为广东一所知名二本学校的新闻专业学生，珍芳在校期间就早早去媒体实习，为自己之后的就业打下基础。

大四开始，她先后在广东各大传统媒体实习，去过报纸、杂志，也进过当地电视台。每一份实习，她都十分努力，争取能够转正，可每次都因各种原因，最终事与愿违。

让珍芳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当时在Y晚报转正期间，时任主编和她的一次谈话，对方说：“姑娘你人很好，可惜来得不是时候。”就这样委婉地拒绝了她。

除了自身努力，找工作也需要一些运气。/《宽松世代又如何》

“2015年，正值传统媒体走下坡路。行业整体环境并不好，我的能力又没有达到可以让他破格录取的程度。”事后珍芳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她并不想把工作上的不如意通通归纳到自己的二本学历上。

尽管如此，她还是从各种“风声”中强烈感受到二本学历对他们这些人的限制。

珍芳的同学李涛，毕业后同样在广州的一家媒体工作，有事业编制、工作稳定，但每次聚会，李涛都会跟珍芳抱怨自己的工作“活多钱少”。

更令人无奈的，单位评奖和晋升，往往与职员在校期间的表现挂钩。每当这种时候，李涛总会矮人一截。“我们学校对参赛、评奖这些方面并不重视，通常都是悄无声息地就发生了，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珍芳说。

互联网时代，看似众生平等的信息资源，也成了二本学生们面临的桎梏之一。

学历证书背后，是学术资源上的全面掉队，从优质学术讲座，到学校为课外活动提供的资金支持，再到学生能否通过各种“弱关系”获取各类学科竞赛的通知。

重点大学学生所获得的学术资源，是二本学生比不上的。/图虫创意

黄灯老师从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出发，认为“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了”。

学生一进校就习惯了这种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