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贬值致薪酬下降5.1%，高校生就业内卷怎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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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于2002年从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年开始从精英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加上疫情冲击，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背后，全社会对文凭学历的认知也处于调整重塑之中

2020年12月26日，江苏省南京市，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南京林业大学考点，考生等候进入考场。图/IC

文 | 《财经》杂志记者 邹碧颖

编辑 | 王延春

2020年12月27日，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落下帷幕，报考人数达到37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这距离2017年中国考研报名人数首次突破200万人大关，仅仅过去5年时间，而报考人数已经翻了将近一番。

“本科毕业以前还好找工作，现在就不行。研究生都竞争很厉害，本科生更难了。”三年前，刘佳源作为应届研究生入职位于深圳的德恒律师事务所。她近日告诉《财经》记者，大型律所对新员工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现在进入她们律所的大多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英美名校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已经很难跨越红圈律所的门槛。

同一份工作尤其高精尖岗位对文凭的要求越来越高，《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类似现象也在教育、医疗、金融等行业上演。五年前，张岩从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和他同期入职成都一家招商银行的新同事，大多是来自211高校的本科生。五年后，张岩告诉《财经》记者，该银行招聘的硬性门槛没有提高，但筛选进来的新人却几乎都变成了研究生，尤以海归居多。

2020年，北大清华学生入职杭州余杭区街道办，非211、985高校出身的硕士求职难，诸多高学历就业下沉的现象引发关注，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书中提出的“文凭通货膨胀”现象是否正在中国重现？

11月，浙江大学三位作者发表的一篇论文利用2017年智联招聘网站上约2万份简历和同期1.6万个招聘岗位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过度教育普遍存在，并且带来了薪酬惩罚。约一半的求职者学历相对工作要求高出两年或以上，他们获得的薪酬比与自身水平相符岗位的薪酬低5.1%。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昌君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大多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家长普遍重视教育。中国家庭的收入在2001年以来快速增长，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攀升至超过1万美元，家庭财富的迅速累积也带来教育支付能力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的竞争由此加剧。

2020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总共874万人。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在学研究生286.3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已经过度？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提醒，中国高等教育于2002年从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于2019年从精英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地位逐渐褪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提升社会整体人力资源素质的角度来看，未来高等教育还需要继续提高普及率，为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蓄积人才动能。

高等教育回报率为10%，就业难源于结构性错配

“学历的含金量大不如前的感觉。”四年前，赵晨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商科并获得了研究生学历，回国后辗转进入四川大学MBA教育中心工作。她告诉《财经》记者，自己现在领取的工资算“普通能吃饱饭的水平”，事业单位晋升薪资存在局限，但他们部门现在普遍要求新入职的员工必须是硕士加海归。

前段日子，袁慧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希望在南宁觅得一份大中专的教职工作，但当地的大中专学校基本要求博士学位，硕士则需要发表论文。袁慧没有在国内发表过论文，暂时在培训机构找到一份工作，正寻思着骑驴找马，进入当地的基础教育行业工作。

为什么高校毕业生找到一份好工作似乎变得更难？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晓宇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传统就重视教育，人们增长能力、知识，获取竞争优势的需求，催生了对更高层次教育的追求。获得同样资历的人越来越多，资历背后的竞争优势就会被削弱。2019年全国在学硕士生243.95万人，上世纪90年代在校大学生才200万人出头，现在硕士生地位与当年的大学生类似，还面临着本科生在劳动力市场的挤压，比如清华北大等名校本科的竞争力可能高于普通学校的硕士学位。

2021年，中国录取的研究生将扩招至110万人，这是否会造成高等学历贬值、教育回报率下降？陈晓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实向《财经》记者介绍，教育回报率是指就业者每多受一年教育所获得的收入增长率。改革开放后90年代以来教育收益率快速上升，2006年后出现小幅下降，2010年后保持在10%左右。

李实解释，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变化取决于供求关系。如果经济能够保持正常增速，对劳动力需求有所增加，部分人工资增长快，部分人工资增长慢，属于正常的结构性变化。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所减少。同时，许多原本打算出国留学的学生临时转为在国内就业，人力供给增加，导致就业压力增大，这是暂时性的现象。许多高校生去基层工作，可能更多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

在岳昌君看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收入回报依然可观。他带领的团队对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在东中西部17个省区市的32所高校开展抽样调查，回收16571份有效问卷发现：学历越高起薪越高。从算术平均值来看，专科生为3548元，本科生为5417元，硕士生为8778元，博士生为13849元。从中位数来看，专科生为3000元，本科生为5000元，硕士生为8000元，博士生为12000元。此外，学生们的薪资收入根据毕业学校、就业地区、行业、工作单位及职业类型等不同也存在差距。

实际上，中国国民的整体学历水平并不高，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拥有者在人群中依然处于优势竞争地位。12月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 2020》显示，1985至2018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1.8%上升至39.8%，其中城镇从26.1%上升至52.7%，乡村从7.2%升至20.7%。由此可证，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算高。

岳昌君分析，尽管基于网络样本的研究显示，高学历者面临薪酬惩罚。但2019年仅有五分之一的学生通过网络渠道找到工作，许多优秀学生与优质职业的匹配在线下达成，网络样本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从大趋势看，高学历者的长期收入还是增长更快。2019年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许多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教育、科技、IT、金融业以及政府部门工作。不同学历毕业生的去向结构差异显著，相对而言，高学历毕业生的去向更好一些。

多位专家指出，近年来“高能低配”现象之所以出现，并非是由于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所致，深层原因在于学校教育与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错配。李实认为，不是应该减少高校数量或大学生培养数量，而是应当优化专业结构与教学内容，通过促进学以致用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度。

中国劳动力市场今后面临的挑战并非供过于求。2019年初，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撰文提醒，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重大转折期。自2012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2600余万人。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岳昌君指出，社会对年轻人特别是高素质年轻人的需求仍存在缺口。

目前，高学历人才的就业地区呈现出不均衡特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2019）》显示，已确定单位的毕业生前往北上广、东部（非北上广）、中部和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25.6%、31.1%、17.5%和 25.8%。岳昌君指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的经济实力强劲，对人才的吸引力大，而中西部地区缺优秀人才的现象较为突出。

偏远的、基层的、私营的部门想要吸引高学历学生较为困难。《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2019）》显示，2019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去向单位分别为民营企业（35.4%）、国有企业（28.5%）、其他企业（7.2%）、中小学（5.8%）、党政机关（5.7%）。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学生在党政机关就业的比例扩大，国营企业就业比重超过民营企业。

陈晓宇观察，近年来，越来越多学生倾向于进入国企、机关等公共部门工作，稳定的工作环境、较高的职业地位与良好的社会声誉是其主要的吸引力。“高能低配”现象往往更容易在公共部门发生，但长期来看，学历是在公共部门晋升发展的一项有利资产。相对而言，私营部门更看重个人能力与价值回报，学历对于升职的影响将随着工作年限增加被逐渐淡化。

4.9%高校生为过度教育，教育先行适应经济发展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