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的新闻教育理想及其当下意义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大众化新闻业的低俗化潮流和等乱象，普利策等人率先在研究性大学开办新闻教育，以匡正弊端、强化社会责任并提高新闻业务水平。之后，美国的新闻教育在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密苏里大学相继开展起来。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新闻业市场化运营以及新的挑战，都与普利策所在的当年美国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普利策关于新闻教育的理想，以及探索与努力，对当下中国的新闻教育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普利策是美国现代报业的和开创者，也是高等新闻教育的主要者之一。美国高校中的新闻教育模式及新闻界的人才励机制，至今仍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在媒介技术变革、新闻业转型的今天，回顾普利策有关新闻教育的理想，有助于我们在当下更好地把握新闻教育的定位和方向，提高新闻教育的质量和效益。

　　1883年，约瑟夫.普利策从西部城市圣易斯来到纽约，着手主编《世界报》，开始了角逐纽约报界的峥嵘岁月。凭着精明的广告策略和富有成效的“推销”[1]84，《世界报》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功，1887年销量达到25万份，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数年后，普利策投资250万美元建成当时纽约市最高、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世界报大楼，楼里面安装了最新式的印刷设备。1890年，普利策因身体原因而退休，但他仍在幕后牢牢地掌控着自己的报业帝国。1894年该报资产达到1000万美元。

　　1892年，也就是在进军纽约的第十个年头，普利策找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提出要向该校捐赠一所新闻学院，但是他的没有被对方接受。后来他又找到了哈佛大学校长继续商讨此事，该校校长埃利奥塔与普利策一起，提出了一套新闻学院的全部课程，但却没有进一步落实。最后，普利策建设新闻学院的计划还是落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该校的新闻学院建成，而普利策已经于前一年去世。生前，他给哥伦比亚大学捐赠200万美元，用于建造一座新闻学院大楼和设立学生学金，并用来为有建树的新闻和文学成就设立普利策。普利策于1917年正式颁发，哥伦比亚大学为其依托单位。

　　建设新闻学院以培养新闻从业人员，这一计划不仅被当时的一流大学所冷落，还受到大部分编辑的嘲笑，因为此前新闻人才一直是在实践中，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的，就是新闻人才的学校。美国早期的新闻从业人员以至于一些著名主编，甚至连其基本文化知识都是在印刷车间的铅字盘前学到的。普利策没有顾及这些冷落与，1904年，他在一本上公开阐述了自己的理想，申明了创办新闻学院的目的：

　　“培养更好的新闻记者，让他们办出更好的，以更好地服务于……我的希望是新闻学院将提高编辑专业的标准……我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2]19

　　普利策去世后，他的新闻教育，也在威斯康星大学得到发扬光大。拿过接力棒的是享有“美国新闻教育之父”美称的W.G.布莱尔。1912年，该校的新闻教育发展而为新闻系，布莱尔是系主任，1927年新闻系又发展为新闻学院。布莱尔院长贯彻了普利策和埃利奥塔校长当年的新闻人才培养计划，将新闻学建立在社会科学的基础上，也就是将社会科学的教育和新闻学教育相结合。在课程设置上，新闻学院的课程由四分之一的新闻课程、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课程组成。布莱尔希望“达到为学生提供广泛的背景和某些新闻学方面的技术培训的目的”[3]。

　　不仅如此，布莱尔还在另外两个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使这种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新闻教育模式，成为美国新闻学院的标准。

　　第一，布莱尔取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的准许，在学、心理学或历史学以及兼修新闻学方面能授予博士学位。通过这一渠道，他将一批来自各地的拥有新闻实践经验的新闻学教师培养为博士，而这些人先后成长为美国多所研究性大学的新闻学院院长，并将布莱尔的新闻教育进一步推广开来。

　　第二，布莱尔在1912年帮助创建了美国新闻学教师协会（AATJ），并担任协会的第一届。通过这一类新闻学院管理者组织，布莱尔影响了其他大学的新闻学课程。

　　布莱尔的整个策略是通过以一个更加学术性的方向，包括对于研究的日益强调，以新闻学院，帮助新闻学院下来，从而将普利策在研究性大学开创新闻教育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并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关于新闻专业的片面认识。此外，布莱尔的一些衣钵传人，还影响了施拉姆，使他发展出了今天极富影响力的学学科。

　　普利策关于在一流高校开展新闻教育的理想，与当时社会和新闻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后期，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是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支持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894年，借助于第二次工业的领先优势，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内战以后的三十年间，美国社会全面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机械化的时代，交通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城市大量崛起，移民和工业人口导致了城市化快速突进。而城市和工业制造的发展，又直接推动了报业的发展。与各行各业的集中垄断趋势相对应，美国报业也出现了集中趋势，报业集团开始出现，比如斯克里普斯和赫斯特等人，都在十九世纪末期，发展了自己的报业集团。

　　这一时期的美国新式新闻业，实质上是近代报业向现代报业的跨跃式发展。不仅帮助将一个快速壮大的移民社会整合起来，也成了城乡生活中人们文化生活和国家想像的提供者，以及左右社会的关键力量。但是，现代报业在飞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成为有识之士的关注焦点：

　　首当其冲的就是普利策、赫斯特在纽约的新闻大战所导致的新闻。这股新闻浊流因为赫斯特1895年进军纽约挑战普利策而引发，并因为《世界报》和《新闻报》竞相展示一个“黄孩子”的漫画而加剧。新闻也就是低俗新闻，是一种以轰动性、刺激性和趣味性为旨的新闻报道模式及其风格，其基本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耸人听闻”。[3]新闻的关键，不在于报道什么，而在于其报道风格的夸张、炒作、煽情，其中也包括视觉呈现上的大标题、重色彩和夸张的漫画。新闻迎合底层居民和外来移民的需要，因此极大地发展了的读者群，为带来了可观的发行量和广告。但是新闻无益于社会，被新闻史学者斥为“没有灵魂的新闻”。

　　其次就是社会，甚至公开对外战争。19世纪末期，古巴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古巴民族解放，实质则是为大资本家的海外扩张以及美国的对外干预进行造势。最后爆发的美西战争成为美国海外殖民的起点，美国的由此扩展到了亚洲，占领了原属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这场战争往往被称为“赫斯特的战争”，因为赫斯特及普利策的报刊不仅捕风捉影地夸大事实，甚至公开呼吁美事干预古巴。

　　最后，是无所不在的大众化、社会化的及其文化影响，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忧虑。大众化，包括其晚刊、星期刊等形式的高度普及，虽然能够“体认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并有利于移民城市社会的整合，但是一方面其低俗化引发人们的不满，另一方面和记者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报道，也引发了人们对私人领域被入侵的忧虑。比如，著名的“隐私权论文”就出现在大众化报业崛起的这一时期，布兰蒂斯和两位律师作者所表达的正是人们的普遍忧虑：

　　从很多方面来看，新闻界已经明显地超越正当与高雅的范围。闲话不再只是游手好闲者与品行不端者的消遣，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有人厚着脸皮去努力追逐。为了满足好色的口味，性行为的细节描写在每天的版面上大登特登。为了懒惰人士，专栏一再充满无聊的闲话，其来源只有依靠入侵家庭圈内而获得。[4]

　　因为私人领域受到，两位律师最早提出要求尊重的隐私。“伴随先进文明，生活的激烈与复杂使得个人有时需要从世界中退却。在文化巧妙的影响下，个人对公开也极为，正因如此，孤独与隐私对个人更属必要。”

　　普利策等人和实践的新闻教育，是在新闻业快速发展及相应的问题背景下提出的，自然也包含着他们对解决问题、实现良性发展的新闻教育设定。

　　一是匡正新闻实践之弊端，增强新闻界的责任意识。从普利策到埃利奥塔校长再到布莱尔，这些最早提倡和实践新闻教育的人，都对大众化报业多有。这也构成了他们新闻教育以及设计新闻教育的主要思想。普利策后来对“新闻大战”有所，还“曾就《世界报》为战争制造表示后悔”[5]253。

　　与普利策一起制定了新闻学课程的埃里奥塔校长，则被新闻史学家认为不尊重美国的新闻记者。因为在1890年左右，他称记者们为“醉汉、游手好闲的人、流浪汉”[2]19。埃利奥塔校长等那一代知识曾公开承认，他们从当时戈德金主编的《民族》周刊中获益匪浅，而戈德金则是一贯反对新闻的报人。他猛烈地道：“在任何一个教国家中，一家报馆在气氛上大概是最像了。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报馆更适宜把一个青年训练成永远遭人的人。”[5]253

　　同样，布莱尔也是“对某些办报方针，特别是追求耸人听闻消息的手法的强烈者。”[2]19这些美国新闻教育的开拓者主张新闻业不能一味追逐利益，而是要注意社会效果，要有意识，做事业的捍卫者，这也正是他们希望通过开办新闻教育来达成的社会目标。普利策说过，新闻工作者除非具有最崇高的理想，最深切的期许，对问题能洞察其本质，同时怀有最诚挚的社会责任，否则无从把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追求利益以及违反公共利益的中挽求过来。布莱尔则主张新闻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教育学生正确而深该地理解世界发展态势，并能运用所学知识理解和评析每日的新闻事件，新闻教育的目标就是帮助学生理解在社会中的作用。[6]

　　此外，20世纪初美国新闻教育的兴起，是与进步主义同声相应的。进步主义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坚的社会改良运动，是对社会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的一种和纠偏。新闻界的“扒粪运动”正是进步运动的一部分，而普利策的《世界报》在其中很好的扮演了“人民的斗士”角色。普利策作为一位报业，他所的新闻教育与其所指挥的揭丑运动的目的当然是一致的，即新闻业必须超越逐利冲动和低俗倾向，充分发挥“瞭望哨”作用，社会公平，促进和进步。

　　二是提高新闻界的业务水平，提升专业化水平。埃利奥塔校长认为当时的记者多是醉汉、游手好闲的人、流浪汉，恐怕并非是个人的，因为舒德森在《发掘新闻》一书中也指出，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有“越来越多的雅士取代浪子加入记者行列”。这里的雅士指拥有大学文凭的人。舒德森认为，直到那时新闻行业才成为一种职业，但是新闻人的职业理想却是事实和娱乐并重，新闻要写事实，但又必须生动，还要把记者的寓义无意识地呈现出来，这表明新闻与现实主义文学还边界不清。

　　正是这些状况，促使普利策萌发了创建新闻教育的冲动，以此来“培养更好的新闻记者，让他们办出更好的，以更好地服务于”。在这方面，实现了普利策理想的是另一位新闻教育开创者，即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博士，他于1908年前后，成为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的院长。著名的《报人手则》即出自他的手笔。他不仅希望新闻人要服务于公共事业，担负起社会责任，还致力于新闻业务的教学。“密苏里方法”的核心就是“边学边做”[7]，威廉因此被誉为“世界新闻教育之父”。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早已经成了过硬的新闻业务水准的标志。著名记者埃德加.就曾经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过，事实上他一直以此为荣。现在，该学院办有、和和数字化的“未来实验中心”，学生一边学习一面从事实际的新闻业务工作，教师则多有新闻从业经验。

　　南北战争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美国界上快速崛起。而在至今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也实现了跨跃式发展。虽然相隔了一百年的时间，但事实上中美两国所经历的这两个阶段存在多方面的相似性。比如在社会发展方面，都是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交通、通信事业也都经历了类似的高速发展期。这些相似点，也决定了两者新闻事业发展及面对的问题多有相似之处。比如新闻实践对新闻教育的等，这也意味着美国人在百余年前的探索和走过的道，对我们今天具有较强的参照价值。

　　而且，百余年前的美国新闻界所面对的媒介与当下中国也多有相似之处。当时的美国进入了商业化和大众化发展阶段，并由此导致了诸多新闻伦理问题，而这也是近三十年来，中国走过的道和滋生的问题。当时的美国电报、电影、等电子已经开始运用于大众事业，这些新给社会信息增加了更多变数。而今天的中国也正经历着网络新的巨大冲击。面对这些挑战，美国新闻界创新性地开办新闻教育，提升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新闻业务水平。因此，我们今天也应该更加依重新闻教育来应对当前的媒介技术挑战。

　　另外，美国新闻教育界在上个世纪还提出了新闻教育终身化和全民化的思想，这对于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借助自发言的时代，更具有意义。越大则责任越大，新为每一个重新赋权，也就意味着每一个都应该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而如何运用自己的发言权、如何进行个人的信息管理，如何养成新型的信息伦理和责任，这些都是专业新闻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1]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M].：大学出版社,2009.

　　[2]罗杰斯著.殷晓蓉译.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5.

　　[4]徐迅著.暗访与——记者就在你身边[M].：中国电视出版社,2003.

　　[5]埃默里等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大众媒介解释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辛欣.美国新闻教育思想的源流与发展[J].现代,2012(2).

　　[7]吴信训.世界新闻教育百年流变[J].新闻与研究,2009(6).

　　作者简介：姜德锋，男，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学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大学专项项目“互联网时代社会责任研究”（HDRC20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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