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秦始皇的狂热粉丝打一针清醒剂:吹捧秦始皇是千古一帝的请进
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秦始皇嬴政是残暴不仁刻薄寡恩的暴君
秦始皇嬴政其人资质顶多是中下之才,嬴政接手的一切大好局面都是拜秦孝公与商鞅变法所赐,百年前秦孝公与商鞅定下的规矩已经把嬴政定格、约束、限制在已有的框框内,秦始皇一生所有的作为都没跳出时代给他的局限,秦始皇显然只是被动等着时势造英雄的产物而非主动创造历史的圣贤。秦国的国势是奋六代之余烈因为商鞅变法而水到渠成,没有嬴政也会有其他人统一中国,嬴政本身就是官二代纨绔子弟、王位继承人而已,他统一六国的基业是轻易从秦国历代先王手上接过来的,除了中央集权外政绩上乏善可陈,文治上一塌糊涂,武功上对匈奴也只是筑长城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出击,秦始皇对内只会用愚民之术禁锢全天下百姓思想,秦始皇善于玩弄权术阴谋,一昧用阴谋家所惯用的“法术势”来打压臣下,君臣之间无信任可言,秦始皇对待平民更是暴虐到极致,实行严刑峻法苛政重税,天下之人苦暴秦久已。
秦始皇嬴政到底是怎样残暴不仁刻薄寡恩的暴君呢?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惟一遭开国宰相主动抛弃的开国帝王,秦始皇的头号功臣尉缭子都觉得秦始皇刻薄寡恩,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而狼子野心残暴不仁,而主动抛弃他远走高飞。尉缭子对秦始皇灭六国是头功的秦朝开国元勋,但连他都容不下秦始皇,鄙视其为人。尉缭子曰:‘秦王为人,蜂凖,长目,摯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秦始皇嬴政逼其亲生父亲自杀、把母亲打进冷宫,杀死了包括成蛟在内他自己的所有亲生兄弟。秦始皇嬴政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秦始皇又是一个忠奸不辨赏罚不分明的糊涂鬼,嬴政一生被奸臣赵高蒙蔽欺骗而不自知,嬴政无识人之明极为昏昧愚蠢,赵高与嬴政是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史记蒙恬列传第二十八》:“赵高者,诸赵疏远属者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于隐宫,其母被行戮,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此段文字提供的事实说明,秦王嬴政选贤与能不论背景,但有才干即用之。赵高世世卑贱之人,秦王嬴政仅仅是“闻其强力,通于狱法”即举为中车府令。赵高犯法,按律令当杀,而秦王嬴政认为赵高“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姑息养奸导致二世而亡。
秦始皇又是滥杀无辜乱屠百姓的暴君,《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上万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遗臭万年残暴不仁滥杀无辜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赢政
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在芸芸众生中,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进程最具影响。故民生社会和历史在此也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准。
民生上,秦朝留给百姓唯一的出路就是造反,秦始皇时期民生为历代最苦无可争议。故从民生角度看,罪恶最大的无疑是秦始皇赢政。它给人民到底带来了什么。是和平吗?否,是死亡。是幸福吗?否,是灾难。其一,秦对列国发动的战争,死人无数。那时还发明了以斩敌首级计战功的办法,造成将士滥杀成风,大军所过,妇孺百姓的头颅也被一齐割下凑数。至秦襄公五十一年,秦杀敌人数就达130余万,其中长平战役一次便活埋赵国降卒45万,这在当年也属骇人听闻。其二,秦统一后,人民并没有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嬴政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他为自己营建连绵百里的豪华宫苑——阿房宫,又历时数十年修筑工程浩大的骊山墓,仅后者就征用工匠70余万。此外,北筑长城用40余万人;南戍五岭用50余万人,还有其他数不尽的徭役,每年无偿强征不下300万人,相当于全国约两千万总人口的15%以上!这无疑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其三,嬴政蔑视儒家的王道,崇尚法家的霸道,用动辄杀人的严刑峻法威慑臣民。秦律的特点是繁酷和轻罪重罚,仅死刑就有斩、戮、车裂、枭首、弃市、腰斩、釜烹、坑杀、夷族等十余种;肉刑更为普遍,受刑者不可胜数。还有大量的劳役刑。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苦难与不幸。其四,禁锢思想,文化专制,在中国历史上开启了最恶劣的先河。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郭沫若评论道:“书籍被焚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真实的嬴政,既是儒生们痛斥的无道暴君,也不是教科书宣扬的千古一帝,所谓的行郡县,书同文等都是被吹大的功业,汉朝以来,古人对嬴政的评价一向不是特别突出,倒是刘邦的评价向来不错,直到明朝人李贽才开始称秦始皇千古一帝。如果说这是出于儒家对秦朝的憎恨,然而李贽这么离经叛道的人也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
用“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可以勉强描述西周的松散统一或东周名义上的统一。
关于“书同文”,从《易经》、《尚书》、《诗经》、《秦秋三传》等文献和地下出土的竹简、金石铭文来看,最迟在西周以后,汉字的符号、文法和文章结构,就是统一的。秦朝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只是书写方法的简化,并不是首次统一文字。何况,程邈作隶书,至今尚无实物证明,现在发现最早的是汉隶而非秦隶。
关于“车同轨”,史书上说是指秦始皇“修驰道”,统一车辆轨道宽度。可是,秦始皇并不是“修驰道”的创始者。西周就有国家一级的道路,称为“周道”或者“周行”(读如杭)。《诗经 . 小雅 . 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委迟。”《国语 . 周语 》:“周制有之日:列树以表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上述诗文表明:周朝有周王室一级的国道,周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光滑,像箭杆一样笔直;周道的宽度能够容纳四匹公马拉的大车从容行驶;周道两旁植树;每隔十里,有供旅客休息、饮食的庐舍;每隔三十里有供旅客住宿的路室;每隔五十里有市镇,市上有较大的旅馆,旅馆里储蓄着生活资料。秦始皇“修驰道”,不过是整修和扩大周朝的国道而已。
周朝,不仅陆路畅通,水运也相当发达。《尚书 . 禹贡 》记载:西周的贡道,以黄河为干线,联络各个河流,九州都可以通航。《史记 . 河渠书 》记载:周朝,自豫州荥阳引黄河水南流为鸿沟运河,后来,吴王夫差又修运河的南段刊沟,黄河与汝、济、淮、蔡、曹、卫等国的水上交通都很通畅。楚国贯通江南的三江、五湖,以人工渠相接,外可以通大海,内可以通川沟运河。齐国境内有济水和淄水相连。可见,西周和东周已能用巨大的人力开掘运河,沟通大小河流,构成中国南北各地纵横交错的水路交通网了。
关于“行同伦”,从《诗经》、《左传》、《国语》和孔、孟、老、庄、墨等先秦诸子之书来看,经过殷商、西周的民族大融合,最迟在东周时期,华夏族和华夏文化已经形成。当时,华夏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状态,是“敬天”,“法祖”,“保民”;是尊华攘夷;是崇尚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并辅以刑赏之治,也就是《礼记》上讲的“以礼、乐、刑、政治天下”。秦始皇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刑罚、暴力鞭笞天下,而又狂热地迷信神仙和巫术的统治思想,连他的长子扶苏都不赞成,老百姓更是“苦秦苛法久矣”。昙花一现的秦帝国并未形成风行全国的文化和共同心理状态。
在先秦人的观念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唯一的文明,周围都是低等下贱的蛮族。而这种优越的文明是和文字、道德 、价值观等抽象事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拒绝这一套形而上学,就等于自绝于文明,自弃于低等的蛮族。这种优越感有时候会成为自大感,阻碍我们向别人学习,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时候,穿下蛮夷的衣服就被大臣非议不止,这种文化惯性的强大可想而知。
总之,山东六国不可能发展出独立的文化体系,反倒是秦国的习俗和蛮夷相近。
因为周朝已经制定了比较统一的文字,计量标准和道路尺寸。大名鼎鼎的周公最先开始标准化进程,他试图用最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从文化、观念和思想上同化分散在神州大地上的方国、部落,实践印证了这个宏伟的计划。他对各级官员的服装,礼仪,待遇都有细致规定,甚至出门先跨哪只脚都明明白白地规划好。
所谓礼不下庶人,平民不必苛刻地遵守周礼。基于皇权无限的逻辑,秦始皇政府是典型的全智全能政府,嬴政和他的团队不仅仅要实现镇压之权,还自认为是正义和公理的代表,有权威老百姓规定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民间书写的文字必须用小篆或隶书,日常生活的器物要符合身份地位,不得僭越,百姓要头包黑巾,这也是黔首的来历。
在整合华夏文明的贡献上,嬴政仅仅是为周公政策做个最坚定的执行者,他的崇拜者大声呼喊:中国最伟大的人除了秦始皇还能有谁。秦朝的伟大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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