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天台山净慧寺历史原考

　　暮鼓晨钟的虔诚，梵音袅绕的鼎盛，都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黄土遗址上的瓦片，溪沟檐下的旧砖，都应合于古籍史料的记载而植根于人们的脑海里。

　　——题记

　　夜空深邃，不是因为它的廓大，而是那星空朗月的微光让它迷离难测；高山神秘，不是因为它的体量，而是那茂竹疏林的遮掩让它静寂幽深。

　　历史也是如此。它的厚重，它那拨人心弦的美感和令人驰往的往昔，不仅仅是因为它曾经的波谲云诡，而是岁月尘封之下，它那显而不露、亦真似幻的一种存在，如星空朗月映照下的夜空，似茂竹疏林遮掩下的高山，深邃、神秘而令人神往，催人探究。

　　天台山净慧寺，这一曾经的天台十大名刹，这一比天台国清寺还早300年的古寺，这一“隋高僧飞锡处”，历经波劫，三毁三建，顽强地存续至解放之后，但终抵不住岁月的无情，湮灭了，消失了……尘封之下，它成为了历史。它的辉煌，它的兴盛，它的没落，它的落寞，在古籍族谱上，在佛史经传中，在人们的记忆里，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扑朔如夜空，迷蒙如高山。

　　我们深入其里，辩古迹、查志谱、访老人，古刹往事依稀浮现……

　　志载：县西九十里芦峰，旧传葛元(玄)植芦于此……隋高僧飞锡处。

　　史踪追寻

　　净慧寺原名宝慈寺，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朔至东汉光和(公元179年)二年。《佛宗仙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一书上写道：“葛玄于光和二年前来天台，在赤城山精思念道，三年学成……在天台留下遗迹，县西芦峰是他植芦之处。”《天台县志》(康熙年间版)载：芦峰，在县西九十里，三十七都净慧寺前，旧传为葛元(玄)植芦于此，下有芦洋、芦坑。《天台县志?寺观?净慧寺》载：葛元(玄)尝植芦数本，故会寺前有芦峰。

　　同样的记载我们还可从净慧寺残存的石碑(有关它的来历下文有述)中得到佐证。据考，该石碑立于明朝嘉靖年间，碑文开头即撰“有所谓□□者，葛仙翁之所盘桓”。

　　芦峰即现寺岙村的芦峰山。寺岙村旧属天台，1939年磐安建县才划归磐安管辖。故有关芦峰、净慧寺(宝慈寺)等一应记载多见诸于天台方面的志书、宗谱、典籍。

　　这些记载明确，芦峰即为净慧寺前的芦峰，净慧寺即为芦峰山下的净慧寺。以此为证，净慧寺宗教活动最早可朔及东汉时期，因“葛玄植芦”开祖。

　　自东汉迄今已有1800多年。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净慧寺兴盛、衰败，重光，命途多舛，更由于属地县治划分，史料稀缺，故难以查考净慧寺其时建设规模之大、佛事香火之盛。但据现有的史料、志书所载推断，净慧寺自“葛玄植芦”以来，至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佛教天台宗开山之祖——智者大师来到天台山之前，它就已有一定的建设规模。

　　《天台县志》载：“净慧寺旧为隋高僧飞锡(僧人行脚游历旧称飞锡)处，及是造寺”，选址有惑，“燃柏香密祷，以烟至处为址”。

　　智者大师是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史载，他是“隋时高僧”，于陈太建七年“入天台实修”。他到天台时，国清寺还没建(国清寺为智者大师“遗书七纸及寺图给杨广”，在他死后第二年才开始建造)，志书上也鲜有那个年份的其他寺观记载。他在天台居留44年之久，“历游山水，创立伽蓝”。

　　以这样一段史实，再结合净慧寺最后一任方丈僧玉琴所述“净慧寺与国清寺之渊源(下文有述)”推断，这一到净慧寺“飞锡”的隋高僧很可能就是智者大师，他应于其间的某一年到此居留过一段、甚至几年时间。这说明净慧寺那时就已有一定规模和香火，否则，像智者大师这样贵为“国师”的“高僧”又何尝会到净慧寺“飞锡”，又何有300多年后的唐乾化元年(公元911年)梁名僧景“燃柏香密祷”选址一说？

　　净慧寺之历史由此可见一斑。

　　谱云：襄，偕昆弟舍田八百亩山二十亩供净慧寺香灯之资。

　　规模之考

　　净慧寺“葛玄开基，隋高僧飞锡”，至梁名僧景“卓庵重建”，其间有300多年的历史空白。300多年后的“唐乾化元年(公元911年)”，梁名僧景来到此处，踪迹难辨，只能“燃柏香密祷，以烟至处为址”。(《天台县志》九至十卷)。

　　这应合了“武宗灭佛”之史。

　　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宠信道教，因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和国家财赋困难，下诏拆毁全国寺院，勒令僧尼还俗。净慧寺的下落因无史料记载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与其同系一脉、近在咫尺的天台国清寺难逃厄运：所有建筑物均被拆毁、焚烧，僧众还俗，田产归公。净慧寺按理也难逃此劫。这导致梁名僧景来此只能“(先)卓庵，已而造寺”，“燃柏香密祷”求址。时间上也相吻合，此时距“武宗灭佛”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佛有三世，世世光明；寺有三劫，劫后复兴。

　　经历“武宗灭佛”厄难，景重建之后，历经多年发展，至北宋年间净慧寺已达到相当规模，终成“天台十大名刹之一”。当地有两个说法可佐证它的兴盛。一说，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宝慈寺进行大规模扩建，“于五里地之楼金岗烧瓦，搬瓦之时，僧众排成长队，接手传递至寺。”宝慈寺于此年改额为“净慧寺”。按2米1人测算，“五里之地，接手相传”，僧众恐有千人之多。这说明宝慈寺僧众人数了得。又一说，《天台藏库李氏宗谱》(卷一)载：襄，偕昆弟舍田八百亩山二十亩供净慧寺香灯之资。“襄”者，宋朝议大夫李盛之(其像赞由明代状元、临海人秦鸣雷所题)之次子。显贵之家，以“八百亩田、二十亩山”豪助净慧寺，足以说明净慧寺规模之大，地位之隆。

　　及后，净慧寺多经磨难。

　　2004年，寺岙村拆老祠堂建村综合楼，发掘祠堂大门上方的石板竟然是“净慧寺”的石碑(碑文朝里砌在墙上)，上刻有“净慧寺三倾有奇”字样，并记载了“元末明初，‘山门魔起’(杨镇龙起义)后，‘豪右’抢夺地产，台州吴候帮助净慧寺断回寺产”一事。

　　台州吴候即时任台州推官的吴子孝，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进士，授台州推官，擢广平通判。以吴子孝台州任职年份推断，石碑刻文说明净慧寺至吴候帮寺“断回田产”的明嘉靖年间，经历有三次及以上重大变故。

　　寺岙人、现年79岁的陈黄岩自退休回家后一直热心净慧寺史料的发掘和筹建。据他考证，净慧寺史上除经历“武宗灭佛”这样佛教厄难之外，还至少罹遭杨镇龙反元、倭寇侵扰、白头军反清、太平天国、日寇入侵、民国混战等劫难。它们虽没“武宗灭佛”那样彻底夷寺于平地，但动荡的社会、无休止的侵扰大大损伤了净慧寺的元气。

　　寺在，佛在。净慧寺历史上虽历遭侵扰，但一直香火不断，顽强地存续至解放之后的“文革”之时。

　　许多寺岙及邻近山村的老年人对解放之初的净慧寺都有记忆。陈黄岩更是记忆犹新。他说，解放之初净慧寺还相当宏伟，不比现在的国清寺差。他说，净慧寺呈三进三幢格局，依次是山门——二门——大雄宝殿，两边建有厢房。二门正面塑有弥勒佛，背面立有檀香木韦陀。大雄宝殿供的是释伽牟尼，两边塑有十八罗汉。1946年，大雄宝殿的释伽牟尼像重塑开光。那年陈黄岩13岁，“那像高得仰起头来看，帽子都要掉下来”。“至少有十五六米高”。那韦陀立像用一整根檀香木雕刻而成，高1.8米左右，以今观之何等之贵重。惜在1972年，寺岙村修建大会堂时，开窑烧瓦而被当作普通柴禾付之一炬了。

　　历史无情。文革之时，拆院建校，净慧寺悉数拆除改建为学校。这一具有1800多年历史的隋朝古刹彻底消亡在历史的烟云里了。

　　历史诡谲。净慧寺远去时日已多，但遗址尚在，史迹尤存。那散落在黄土遗址上的瓦片、溪沟檐下的旧砖，那闲置在农家门前弄堂里的柱础，还有那存放在麻车岙口的“清传临济正宗第三十六世法受禅师”之墓顶……都以无声的语言见证着它的过去，启示着寻访的我们。

　　口传：净慧寺方丈去国清寺，国清寺需开中门，所有僧侣列队相迎。

　　地位之辩

　　解放之时，净慧寺尚有僧众若干，其中有据可查僧侣有僧玉琴、赤山、胡长、仁通和小僧明志、白连等。僧玉琴为方丈。

　　土改之时，陈黄岩为民范乡副乡长。僧玉琴因“净慧寺田产众多、向佃农收租”而被划为地主。一次，陈黄岩以“复查土改工作队”成员身份回村走访僧玉琴，工作之余问之净慧寺有关情况。

　　陈黄岩：“你们多长时间去一趟国清寺？”

　　僧玉琴：“一般三五年去一次。”“去国清寺很麻烦的，要早半个月提前通知他们。国清寺需开中门，所有僧侣列队相迎。”

　　国清寺是佛教天台宗之祖庭，地位何等之隆。

　　如果僧玉琴之话属实，净慧寺之与国清寺又是何等关系——是国清寺之祖？还是有其他渊源？

　　又传：国清寺的开山之祖智者大师是从净慧寺走出去的，国清寺有九个方丈是在净慧寺受的戒。

　　又有一说：国清寺是仿净慧寺而建，竹园、放生池都建在一个方位上。

　　……

　　佛踪迷离。这些口口相传之事，由于尚没发掘足够的史料，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但有一事是否可以提供一个思辩之线索？

　　寺岙村烂泥塘自然村的陈方先是天台佛教协会会员，在天台平镇岩头背的东岳宫奉事。2005年，天台佛教协会副会长孙新恩陪日本佛教代表团一行在天台寻找净慧寺，四处寻访未果，日本僧侣怏怏而归。孙新恩在东岳宫吃饭时谈及这事，陈方先说：“你们在天台哪找得到净慧寺，净慧寺在寺岙，它1939年就划给磐安了。”

　　陈方先回村后将此事告之陈黄岩、王晖、陈康银等净慧寺筹建委员会成员。他们为此事专程前往天台拜访过孙新恩。孙承认确有其事，并答应日后到净慧寺来看看。

　　佛教天台宗在日本、韩国等地流传甚广。在日本的比睿山建有一座与国清寺相似的寺院延历寺，在韩国建有高丽国清寺。他们视天台山为圣山，奉国清寺为祖庭。从此渊源，再到他们专程赴天台寻找净慧寺这一举动，净慧寺之谜、地位之说或许可从中获取线索和答案。

　　这有待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