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丰：悠悠黄埔情，耆老犹健在

　　中新浙江网2月4日电(宋国诚)既然来到孝丰，当然要前往胡宗南将军故居，一览这位抗日名将年少成长之地。在此之前，我首先参观了胡宗南年轻时期任教的孝丰小学，陈育飞校长、赖其军书记和邓念梅老师接待了我们。当年，胡宗南曾在这所小学任教，以教务长的职务竞选校长失利之后，前往上海，不久考取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踏上一生戎马的生涯。虽然离开孝丰以后，胡宗南只回到孝丰两次，但对于出了一个历史名人，孝丰人还是感到荣幸与骄傲。 

　　一、造访孝丰小学

　　赖其军书记告诉我，关于胡宗南的事迹，大部分停留在小时候读书的记忆。由于胡宗南曾经攻打过中共首都延安，多年来很少宣传这些事。小时候，从建国初期所接受的教育，人们只知道孝丰出了一个名人，号称“西北王”，官拜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对日抗战中出力甚多。以前，在文革时期，极左当道，红卫兵把胡家的祖坟都给破坏了。近年来，两岸关系改善很多，胡氏故居开始修复重建，也准备建立一座完整的纪念馆，这在十几、二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赖其军书记指出，“后来参加工作通过其他方面所获得的了解，和读书时期的记忆有了很大的变化，认为胡宗南是抗战有功的，在抗战初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胡氏故居进行了修缮，两岸民间交流也增加了，这些都证明两岸关系确实获得了改善”。

宋国诚教授与黎逢林主任(左)、陈育飞校长(右二)、赖其军书记(右)摄于孝丰小学 (张维拍摄)

　　陈育飞校长指出，关于评价胡宗南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简单定论的。“我们的看法很单纯，胡宗南就是我们这所学校出去的，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历史名人，是有所作为的。作为同乡，我们很高兴孝丰出了一名战将。我们从乡土观念出发，人亲土亲，不存在什么党派分歧，我们希望胡家后代多回来看看，回到他们的祖籍，到他们的父亲曾经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看看，特别是来我们孝丰小学看看”。

　　二、黄埔耆老-邓振华的传奇故事

　　1938年初，国民政府以西北军官训练班为基础，在西安王曲镇成立了“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全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胡宗南为班主任。分校成立后向沦陷区招生，仅在孝丰一地就招收了100名学生，显示孝丰是黄埔军魂的重要摇篮。我同时也听闻孝丰出了一名传奇人物，现任湖州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安吉分会会长邓振华先生，也就是孝丰小学邓念梅老师的父亲，现年高龄91岁。黎逢林主任曾在《台浙天地》第28期，以“黄埔耆宿-邓振华先生”为题，写了邓老先生一生曲折的故事。

　　邓振华出身贫寒，年幼时仅靠祖父母和父亲的木工手艺维持生计，勉强度日。12岁丧父，15岁时因目睹日本人在孝丰的暴行，决定从军报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西行署少年营”(相当于军事幼校)。抗日战争结束时高中毕业，前往杭州参与修筑公路，后在上海看见《中央日报》、《大公报》发布信息，台湾战后重建急需人手，邓老先生就与同学三人于1946年2月乘船去了台湾。

　　入台时年仅22岁，邓振华考入台湾高等法院，担任军事法庭书记，在“警备总司令部”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历经三年，其间还亲自审判过原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审判结束后，邓振华娶了台湾女医生为妻。然而，一方面无意间偷听延安广播，特别是听到郭沫若的文章《我为什么要到解放区来》，深受激励，心生前往大西北的念头；一方面也想进入胡宗南的部队，因为胡宗南是孝丰人，时任黄埔军校西安分校校长，可以实现他黄埔健儿的愿望。就这样，他离开了怀有身孕的妻子到了兰州。一下机，就知女儿刚刚出生，但此去一别就再也没有回到台湾，妻女至今也未曾谋面。

宋国诚教授与邓振华合影于邓府家中 (张维拍摄)

　　当时的西北形势复杂，邓振华虽升任少校参谋官，但备受歧视，军旅生涯尚未大显身手就已尽尾声。1949年，邓振华在甘肃酒泉投诚，被编入刘伯成、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1950年被派到重庆歌乐山二野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部队宣告解散，同学战友各奔东西，他在辞职书上写道：“解甲归田，直到老死”，邓振华回到了老家孝丰。

　　文革时期，邓振华遭到红卫兵批斗，指其为“国民党特务”、“继续执行反革命活动”，但邓振华并不低头，游街回来之后还哈哈大笑，做了一首打油诗：“身陷囹圄不知愁，折断筋骨仍作秀，挂牌游街谈笑事，赢得晚年乐悠悠”，自我解嘲、聊以安慰。

　　1984年起，邓振华一直被推选为湖州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兼安吉分会会长。同时还成立“安吉台胞台属联谊会”，担任首届秘书长，为促进两岸交流，推动两岸黄埔军校同学联谊交往，作出许多贡献。

　　我来到了邓振华老先生的家。令我惊讶的是，91岁高龄的邓老先生，不仅口齿明快、记忆强劲，充满热情与活力，而且逻辑清晰，幽默风趣。邓老先生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就滔滔不绝谈起他去台三年的经历。事过多年，邓老先生对当时台北的大街小巷、官署要地，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邓老先生谈到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犯下的大错。谈到他为何又去了延安，“当时，日本人撤走了，留下了一些器材，我在一个旧书摊买了一个收音机，质量很好，不受干扰，我躲在法院里听共产党的广播，有毛泽东的讲话，听到郭沫若的讲话，……我就想去延安看看”。

　　谈到文革被批斗的情况，邓老先生一点都不在意，“我白天去被批斗，晚上回家就写诗。我以一种阿Q精神，自娱娱人”。说着说着，邓老先生拿起笔，写下了当年的打油诗。我收了下来，当作纪念。

邓振华亲笔写下繁体的「文革打油诗」(作者拍摄)

　　看着纸上的笔迹，感受当时的心境。我问了问想不想再回台湾看看？邓老先生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刻我看到的不只是写在纸上的打油诗，我也看到了写在邓老先生脸上的企盼和幽怨。

宋国诚教授与邓念梅女士合影于家门口 (张维拍摄)

　　邓老先生一生曲折起伏、四地游走，从年少困学、飘海去台、远赴西北、文革受难，到出力两岸、幽居老家，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却身怀不凡的热情与魅力，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人，一本活教科书，一个日寇侵华与国共内战悲剧的缩影。以庸知俗见来看，邓老先生一生几次的决定似嫌冲动和草率，但这些选择与决定，一则是邓老先生个人意志的觉醒和突破，二则是国仇家难、世局动荡下的产物，既无对错，也无成败。在一个时不我与、颠沛流离的年代里，个人对未来的茫然不知，对命运的彷徨无力，无非是国家落难、时局多蹇之下，一个又一个尽是身不由己的决定。在邓老先生黄埔情深、健朗幽默的脸上，我看到了民族的沧桑，看到了时代的无情，也看到一个困苦不屈、老而弥坚的生命力。离开邓家时，我心中充满浓浓的敬意，一位不畏时局、开朗豁达、身强意壮的老战士。祝您延年益寿，岁岁平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