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善第一战略：融入上海

　　中新浙江网2月4日电(宋国诚)作为长江三角洲14个城市之一(嘉兴)的县级区域，由于地理毗邻和区位优势，嘉善自1980年起开始与上海进行乡镇企业的横向联合。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1993年2月，随着上海浦东开发区的成立，嘉善成立了全省首批的“嘉善经济开发区”(嘉善.浦东金桥联合开发区)。初期，开发区面积不大(4.69平方公里)，仅仅是一个“招商引资区”，亦即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设计优惠政策吸引港澳台资本，在与上海的联系上，仅仅扮演低端产业附属代工的角色，承接上海淘汰转移的低层次项目，但尽管如此，也引来(1995年11月)第一家以生产紧固件(精密螺丝)为主的知名台资企业—晋亿实业，带动区内首个专业特色产业园—台湾螺丝城-的成立，随后(1999年)并设立台商投资区，汇聚了晋亿螺丝、台升家俱、龙凤食品、丽正电子等等行业龙头企业。更重要的是，至今(2014)已届满21年的嘉善经济开发区，已被提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启动“融入上海”的区域发展战略。

嘉善经济开发区
 

　　一、从“八八战略”到“融入上海”

　　200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入主浙江，提出了“八八战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其中一个优势就是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积参与长江三角洲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当时，许多人对“接轨上海”还存有疑虑，习近平在2003年3月27日的省委工作会议上，对“无需接轨”的狭隘观念、“无法接轨”的消极态度，以及“无从接轨”的畏难情绪，进行了纠正与克服，并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发展思路，转变“招商引资”为“选商引资”的方向。在习近平具有解放思的催促之下，嘉善开始观念翻新、行动加快，大力启动“接轨上海”的战略。

　　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正式获国务院批准，依据此一规划，嘉善成为唯一被纳入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的县。2011年嘉善通过“十二五”计划，确立了“融入上海、创新发展、统筹提升、生态立县、民生优先”五大战略，其中，把“融入上海”作为首位战略。2014年以来，更提出“战略合作提质行动”、“产业接轨提效行动”、“浙商回归提速行动”、“平台建设提档行动”、“惠民实事提升行动”、“资源共享提炼行动”等“六大行动，从基础设施、要素市场、产业平台、社会事业、体制机制等领域，一条依托大都市加快发展的特色升级之路，形成了政府、产业、平台、民生、资源、基础六位一体的“融沪新模式”。20多年来，嘉善经历了“沪善联合开发”(横向联系)到“主动接轨上海”(区域协作)到“全方位融入上海”(长三角联动)的发展道路。

　　二、以融入超越接轨

　　在国际上，区域合作(regional cooperation)或“区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国家间区域合作”，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等，二是“专业性区域合作”，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内的区域合作也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省内区域合作”，如安徽省合肥市与淮南市的“同城协定”，二是“跨省(市)区域合作”，嘉善属于这种类型，属于通过长江沿岸(三角洲)或毗邻城市的联结而形成的经济区域，若从“国内复合区域合作”来看，属于“流域区域合作”-(以上海为中心)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环。

　　在我看来，嘉善从特区到接轨，从接轨到融入，经历了一个深化改革、登高发展的历程。从依靠要素发展的“老三材”(木材、钢材、硅材)，到依靠智能创新的“新三材”(科技人才、金融钱财、文化素材)，从传统产业的木业、纺织、

　　电声、五金的“老四样”，到新材料、新能源、新兴信息电子、高端精密机械的“新四军”；从沪杭高铁重要节点站，到“建设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再从出口加工区到国家级开发区，嘉善一步一阶、一梯一楼的向上爬升。

　　在我看来，接轨与融入，看似相似实则但内涵迥异。接轨是一种浅层次的、分工意义下的对接与联合，接轨上海意味着上海在那头，嘉善在这头，意味着外部因素的功能性输入，沪善两者是一种“两地关系”；融合则是一种深层次的、整合意义下的配套式发展，融合上海意味着上海之中有嘉善，嘉善之中有上海，意味着内生潜能的制度性创生，沪善之间是一种“同城关系”。在2012年第13次党代会上，嘉善提出了全面形成融入上海的半小时经济圈、工作圈和生活圈的构想，深入到产业、科技、人才、金融和社会事业的全方位合作，形成一种“前店后厂”的互补形式。嘉善县委书记姚高员也说道：“融入上海不仅是文字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理念的转变”。

嘉善县夜景
 

　　三、展望区域长效合作制度

　　嘉善的绩效有目共睹，但如何集20年从接轨到融入上海的经验，成为未来百年长效合作体制，则需要更远大的战略目光和规划。在我看来，撇开产业合作经济不谈，以中国这一“政府主导型”国家而言，这种跨省合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政府与市场同步的制度运行环境”，这首先需要制定“府(市)际合作”(intergovernment cooperation)的宏观设计。

　　首先，“府(市)际”概念不是“省(市)府”概念，一方面，个别各级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地级市政府、区县政府)必须扮演主动牵头、体制接轨、协调整合的角色，但这个角色是整合资源与禀赋差异的角色，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绝对要避免因为“抢资争源”或“本区主义”而干预区域合作的制度规范与协议，因而必须建立一套以区域内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为“共同体”的跨省协调中心，例如“大上海区域协调中心”或“长三角区域合作理事会”，在超越单一地方政府层面上进行统筹和管理。例如美国早期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委员会”，以及当前五大湖都市圈的“区域协调委员会”，华盛顿都市圈的“都市圈委员会”、纽约和纽泽西西港的“联合港务局”，以及华盛顿特区、纽约、纽泽西三州“联合交通运输局”等等，这些“区域型-准政府-整合中心”的制度设计，都是值得参考的借鉴。

　　其次，即使单一地方政府职能转向区域府际合作职能，这种准政府角色的跨省统筹中心，本质上也不是中央一级政府，统筹也不是统一，更不是代替市场，包办一切。区域协调中心是一种组合性的“政府间关系”(intergoverment relations)，IGR)，不是行政统辖关系，它必须打破了过去所谓“条块∕横纵”的概念为“立体∕网络”的概念，不能再延习过去搞“行政市场”，“文件经济、“领导工程”、“浮夸建设”等等表象政治，乃至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等等反向作为。

　　实际上，早在1992年长三角14个城市就已组建了“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至1997年，在纳入泰州市之后总共15个城市，也组织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到2003年再度纳入浙江台州市之后，成为“15+1”的模式。但仍不免产生部门本位、争资抢商、削价竞争等等现象。这些都必须从干部任用、政绩考核、行政简化(如：零审批)等等方面谋求改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