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舰水下文物首次展览 揭秘发现过程

　　5月31日，“寻找致远舰”正式在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展，共计展示致远舰舰体结构、武器装备、生活用具等46件组文物。

　　这是致远舰考古调查提取的水下文物首次公开展览，展品包括确认致远舰身份的加特林机关炮、致远舰舰徽瓷盘、大副陈金揆使用的望远镜等重要文物。但水下调查发现的官兵遗骸不在展览之列。

　　在甲午海战爆发120年后，今天还能见到致远舰的遗物，这个过程充满了巧合。

　　事件起源于丹东港要修建新港口，沉船的确定则是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从日方史料中发掘出来的记载坐标。

　　如今探明致远舰的沉没在丹东的海洋红港区，位于鸭绿江口西南约50公里海域，即甲午中日黄海决战发生地的大鹿岛海域。

　　作为甲午史学者，陈悦一直在试图寻找120多年前黄海海战中沉没的4艘北洋军舰的相关痕迹。

　　2010年前后，陈悦在日本找到了一套当时关于记录甲午海战的“机密”材料。

　　在这份材料里，陈悦看到了一套日军记载的，但从未被验证过的北洋海军沉舰坐标。

　　这套材料是日本海军司令部编纂并于1905年出版的《廿七八年海战史》的底稿，或者说是“内部征求意见稿”。

　　当时日军做战后总结的程序是，海军司令部会成立专门的编纂委员会记录战史，搜罗所有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装订，这份资料就是编撰的准备书。

　　随后，编纂委员会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战史写作，形成第一稿，这一稿就有“机密”的印章。

　　“这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其中有很多在当时对日本来说是不宜公开的。”陈悦说，“这部书稿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意见征求。”

　　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个版称之为“排印本”，“排印本再删一遍就是最终公开出版的《廿七八年海战史》。”陈悦说。

　　陈悦在征求意见稿的海战史上发现其中一个被标注为北洋海军“超勇舰”沉没点，但在公开的海军史上，这个点的有所偏移，标注的却是“致远舰”。

　　“当时考虑到甲午战后日方曾有过多次拆解致远舰的记载，刚开始根本就没想过这个坐标点会是致远舰，甚至没想过是一艘整船。”陈悦说。

　　2013年，陈悦的朋友，同时也是历史学者的萨苏跟他取得联系：“丹东港有意打捞致远舰。”

　　当时丹东港因为要在海洋红港区新建一个港口，“他们担心港口附近有军舰，如果挖掉就可惜了。”

　　此后，丹东港的一位副总裁来到威海，就向陈悦求证一件事：海洋红港区内有没有甲午沉船。

　　“我当时也是不敢明确说。我就说，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有一套坐标没有人被验证过。”陈悦说。

　　这次见面后不到半个月，丹东港国家文物局，表示愿意出钱支持寻找和打捞致远舰。

　　2014年8月28日，国家文物局批复有关部门，“原则同意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中心与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丹东港海洋红港区沉船遗址水下重点考古调查工作”。

　　2013年11月，包括国家文物局水下遗产中心等相关方面集结到丹东港开了第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陈悦结合日方等相关史料，对几套已经掌握的甲午沉船坐标做了介绍和判断，“排除了几个靠岸的坐标点，日本人肯定拆的很干净。”

　　剩下的一个点就是日方海战史料里的深水区坐标点，陈悦说，当时初步判断这个点是超勇。

　　在大鹿岛上最为“正统”的说法是，1937年4月，日本人用爆破的方式在此打捞致远舰，当时在船上工作有一个大鹿岛居民叫李桂斌，他的儿子李满先如今还在岛上生活。

　　此外，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文物也曾发文同意成立打捞致远舰领导小组，后来该小组被撤销，但当时的组织者表示确认了致远等四艘北洋沉舰的坐标。

　　关于这次沉船的直接发现，是丹东港集团在2013年12月的一次海上作业。当时丹东港集团要在海洋红港区的新港清淤，清淤过程中就在日方记载的坐标附近发现一条钢制沉船残骸，并将其中的一些残片打捞出水。

　　2014年8月至10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中心开始进行水下作业。当时因为无法判断这艘沉船的准确身份，因而被命名为“丹东一号”。

　　当时“丹东一号”的状态是：舰体上覆盖着3米后的淤泥，只有零星的铁甲边缘和碎片微微突起于泥沙之上，还都附着大量的海底生物和鱼网。

　　在进行水下调查的过程中，同样充满巧合，两次关键的发现都是在甲午海战纪念日9月17日发现的。

　　2014年9月16号，有潜水员在水下发现了一枚11毫米的子弹，接着9月17日在旁边发现了1886年式的加特林机关炮。

　　“虽然同样沉没在大东沟的超勇、扬威舰也装备有11毫米口径的加特林机关炮，但是他们装备的样式和致远舰上的相差太大。”陈悦说，连带加特林炮出水的还有完整的“铁猫”炮架，这种炮架为安装桅盘所用，大东沟附近的北洋沉舰只有致远有桅盘。

　　“这门加特林炮是安装在致远的后桅杆上，”陈悦说，致远的桅杆上有桅盘，士兵可以站在瞭望，也可以进行射击。

　　“致远舰桅杆上加特林炮的作用是扫射敌舰的舱面。”陈悦说，炮后面有一个摇把，射击时摇把10个枪管依次射击，1分钟可发上百发子弹，“在现在也是一种很的武器”。

　　此外考古队员在2014年的水下考古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枚方形的舷窗，在大鹿岛海域的沉舰中，只有致远舰上有方形的舷窗。

　　陈悦说，通过2014年的考古工作已经能能够判定这艘沉船是致远舰而非超勇舰了。

　　2015年9月16日，考古队员在水下发现一小块瓷片，“当时在这块瓷片上看到有花纹。”陈悦说，因为北洋海军靖远舰的瓷盘就在军事博物馆，作为对比当时“心里隐隐有一种猜测，这块碎片一定有重要意义。”

　　“那天我等了将近一天，手机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致远舰的消息。直到当天傍晚，消息传来，在那块碎片周围找到散落的其他碎片，出水后拼出一个盘子。”陈悦说，在盘子的中央，就是带有“致远”字样的舰徽。

　　陈悦说，经过复原后可以清晰地看到舰徽中间篆书“致远”两个字，是致远的威妥玛拼音CHIH YAN，下面为英文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

　　此后在10月份，又一只略小的带有舰徽的瓷盘出水，推测为咖啡杯或茶杯的托盘。

　　结合在军事博物馆里展出的靖远舰瓷盘上的舰徽，可以发现整个北洋海军有一整套的VI设计。

　　而对于日军海战时两处记载为何会有差别，陈悦说，从征求意见稿的超勇舰变为公开版的致远舰，这说明当时日军编辑史料有一个修订的过程。

　　“但公开版上的经纬度只写到度，而内部版的则写到秒。”不过陈悦说，“经纬度即便是写到秒，当时的测量手段对于来说也有巨大的误差，而且日军是在战后补充测量的。”

　　陈悦说：“我们在120年后能够找到致远舰，能够看到致远舰的遗物，我们常幸运的，值得我们珍惜。”

　　去年10月经过最后一次水下调查后，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中心宣布历时三年的“丹东一号”沉舰(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项目正式结束。

　　项目领队周春水介绍说，经过档案研究、物探搜寻、沉舰定位、探摸试掘、身份判别、保存状况与分布范围确认、回填并实施初步措施等阶段工作，“丹东一号”水下考古项目历时三年，确认了沉舰身份为甲午海战沉舰致远舰，清理出沉舰的舭龙骨，确认埋藏深度、分布范围及整体保存状况；发现了刻有致远舰大副陈金揆英文名字拼写的单筒望远镜，铜加特林机枪，印有篆书“致远”二字的餐盘，“吕义泰白铜寿纹水烟袋”等重要文物。

　　“沉舰部分在海底淤泥中保存状况较好，舰体外壳钢板强度较高。殊为可惜的是，致远舰舰体原有高度应该在8米左右，而现存高度仅2.5米，按此推算，舰舱高度已被切削掉一半，舰体损毁相当严重。”周春水说，为避免海水对铁质舰体的，水下考古队对沉舰采取了阳极的措施，通过在舰体加贴锌块并定期更换锌块，可以显著减缓海水对铁质舰体的，这一方法是我国水下考古工作中的一个创新，为水下铁质文物的长期提供了新的借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