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好中国经济“进阶”关键一步（经济热点·新时代看新发展②

　　需求由性转变为发展性，但有效供给没有跟上，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就要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

　　不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高度，也就是质量，说到底都要依靠制度。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良币劣币”，否则高质量无从谈起

　　集中精力转变生产方式，少挖地矿资源，多挖“脑矿”资源，培养高素质知识型劳动者，变靠肢体贡献P为靠知识贡献P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理解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一转变？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怎样的主动作为？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

　　记者：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怎么认识这一转变的现实基础？

　　陈东琪：中国经济在近40年的中，极大了生产力，去年P规模达到7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提高。这些年，中国经济“量”的增长非常亮眼，已经抛掉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帽子。

　　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变化和矛盾也在凸显。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对称问题非常突出。需求侧变了，这5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2.9个百分点，2016年达到30.1%，按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我们已接近富足标准。老百姓不仅要求产品能使用，还追求档次更高；不仅要求能吃饱，还希望食品绿色安全；不仅要求收入增加，更渴望碧水蓝天。需求由性转变为发展性，但有效供给没有跟上，出现了大量购买力在海外的现象。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就要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讲，我国也已到了需要更加依靠质量竞争的阶段。中低端产品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发达国家经常用反倾销等手段中国这类产品出口。同时，我国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超过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也倒逼我们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迁移，更重视质量提升。

　　中国经济过去以量取胜，这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是合理的，但也因此吃了苦头，现在力争以质取胜，已经尝到了甜头。中国制造不再是大货的代名词，出口产品附加值越来越高，高铁、核电等高端装备，手机、电脑等信息化产品，在全球中高端产业占有一席之地。对质量要求很高的消费者，原先对中国产品说“不”，有调查显示，如今他们多数都对中国产品感兴趣。

　　记者：转向新的发展阶段是客观发展规律的要求。从另一方面看，其中是否也体现了主动性，是我们“主动要转”？

　　陈东琪：的确，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我们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动选择。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的。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演进的必经过程。国际经验表明，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过渡的，在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的概率不到13%。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推进经济转型、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经济体，才能成功迈入发展的更高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建设创新型国家，正是出于主动转型、谋求更深远发展的考虑。

　　陈东琪：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新发展为引领，让新发展贯穿始终。更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实现更均衡、更环保、更公平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在供给侧，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是供给体系质量，要在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方面取得突破，就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陈东琪：什么是高质量的供给体系？最关键的是供给结构要有充足弹性，即供给侧能够具备主动调整、不断适应需求侧变化的能力，不能老化固化，而是能不断优化。

　　需求结构天天在变，供给结构要跟上需求侧变化，甚至引领需求侧，最根本的还是依靠创新。不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都需要不断创新、不断转型，因为在需求侧，今年的“新”可能就是明年的“旧”。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华为，从名不见经传的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成世界500强和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靠的就是持续创新，2016年，华为把当年销售收入的14.6%投入研发。

　　记者：更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力量，需要依靠各行各业不断创新。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推进更高质量的发展最需要哪些主动作为呢？

　　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强化标准制度。标准是对企业产品质量最重要的约束性制度，是管理企业重要的法制化、市场化手段。标准也是国际竞争力的有力表现。有一句话叫作“三流卖产品，二流卖技术，一流卖标准”，能够参与、引领国际标准制定，对一个国家提升国际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引领时代潮流有着关键性意义。我们在很多领域的国家标准还很薄弱甚至缺乏，要补齐这块制度短板。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不仅要跟上国际标准，还要走到前头，从跟标到设标，这一跨越在高铁技术、5G技术上已实现。今后要加强标准创新，让更多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让质量意识随着标准制度的健全越来越深入。

　　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制度。要让“良币劣币”，而不是相反，否则高质量无从谈起。拿实体经济来说，如果企业只进不出，僵尸企业不能退出就会干耗资源。流水不腐，有进有出，扶优汰劣，市场才能活起来，才能向更高质量发展。

　　这两项制度的完善，需要各项具体制度去实现，比如产权制度、“放管服”、财税金融体制、科技体制、国企等。

　　陈东琪：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不是零和关系，不存在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

　　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是不要速度。和跳高需要助跑一样，经济发展也要保持一定速度，才能向上拓展高度，才能有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不以追求速度为中心，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发展质量。“落后的生产力”需要速度优先，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需要质量和效益优先。

　　实现到2020年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速，要求“十三五”期间P每年平均增速保持在6.5%以上。我认为从现在看来，这一目标完全能够实现。在这样中高速的增长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不需要刻意拼速度，而要着重求质量。要集中精力转变生产方式，少挖地矿资源，多挖“脑矿”资源，培养高素质知识型劳动者，变靠肢体贡献P为靠知识贡献P。

　　如何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用我自己的一个概括做总结，就是要构建“三度空间”：保持速度，专注高度，依靠制度。

　　陈东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高质量发展阶段，老百姓是直接受益者、最先受益者也是最终受益者。更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提供更多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马桶盖、电饭煲、奶粉不用海淘了，手机国产的性能更好，宽带网络提速降费了，高铁高速让天堑变通途；更高质量标准也能让消费安全更有保障，衣食住行用都更放心；更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单位P的能耗降低，污染减少了，质量上去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也提高了。消费者是最聪明的，相信在向更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会最早也最深切体验到发展的变化和益处。

　　记者：世界经济处在长周期的调整之中，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在全球范围有什么意义？

　　陈东琪：世界经济处在深度调整期，也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复苏乏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取得积极进展，经济在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7年前三季度温和复苏，为全球摆脱发展困局、缓解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

　　同时，我国也为推进全球结构性采取了实质性措施，包括积极营造宽松的投资，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加强产权，促进公平竞争，让中国市场更透明更规范等。我国还积极开展结构性国际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创新和新工业，共同扩大，共同应对可持续问题，这些都为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向更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