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贯通古今的经济思想史之旅 | 约书赠书

为何有人认为经济思想史无用：

累积性观点

经济思想史（HET）对于有兴趣了解经济如何运作的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我认为，作为经济理论的提出者和使用者，经济学家更应该研究和运用经济思想史。此观点与当前的共识相反。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相信，经济思想史对于研究的进步并非必需，研究的进步需要的是对于理论前沿的研究。

经济学家的上述态度源于经济思想发展的累积性观点。该观点认为，经济分析不断地进步，对经济现实的理解水平越来越高。当代经济理论包含了之前此领域的所有成就。

累积性观点与实证主义有关，具体地说，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简化版本，即所谓的“标准的观点”相关，自20世纪20年代起，该观点有相当多的追随者：科学家的工作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来自观察经验的原材料。要评估这种分析结果，就需要建立接受或拒绝的客观标准。关于抽象理论推理的分析性表述要么是重言式的（比如在假设中进行逻辑上的暗示），要么是自相矛盾（比如表述中包含逻辑上的前后矛盾）。在前一种情况下，分析性表述被接受；在后一种情况下，分析性表述被拒绝。同样，关于经验世界的综合性表述也要么被证据证实，要么被证据否定，最终出于客观原因被接受或拒绝。其他所有不能用类似的标准判断是接受还是拒绝的表述，被称为“形而上学的”，不属于科学领域。

这种观点引起了严厉的批评，但它仍然是关于经济科学的累积性观点的基础，一代代的经济学家们为经济科学提供新的分析性或综合性表述。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被明确地定义为关于经济问题的一系列“真实”表述的集合。就这样，新知识被添加到已有的知识中，每当发现以前接受的表述中存在某些缺陷，人们就会用新的表述来替代它。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在理论前沿进行，运用最新的理论而不是先前的理论。但是，先前的理论还是值得适当地关注：正如熊彼特所言，研究以往的经济学家在教学上是有帮助的，因为可能会从中涌现新的想法。同时，因为经济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复杂和引人深思的科学，对以往的经济学家的研究还能提供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有用材料。

在累积性观点的支持者中，维纳对经济思想史作了巧妙的辩护，指出了“学术”的重要性。“学术”是“对于呈现于书面记录的关于人类思维活动历程的广泛而精确的知识的追求”。学术是“致力于对知识和理解的追求”，虽然被认为不如理论活动，但却有助于研究者的教育。“一旦对它的兴趣被唤醒，即便是小的探索也带给人广博的感觉，小的发现也带给人充实的感觉……这种感觉永远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得。”要明智地运用分析工具，就必须接受关于科学研究的教育。因此，尽管人们认为经济思想史对于学习现代经济理论作用不大，但是对于研究者的教育十分重要。

竞争性观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客观标准下（逻辑一致性、假设与经验现实的对应），无法从互相竞争的理论方法中作出选择，他们引用库恩（1962年）的“科学革命”或拉卡托斯（1978年）的“科学研究纲领”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首先，一些批评涉及对分析性和综合性表述的明确区分。分析性表述，如果被看作纯粹的逻辑命题，就不涉及任何真实世界的情况；因此，从解释真实世界现象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空洞的。反过来，综合性表述在定义所收集的经验数据的类别和处理数据的方法中，必须体现大量理论要素；因此，选择接受或拒绝任何综合性表述都不可能是明确的，而是受到一系列理论假设的限制，这些假设不能单独接受评估。因此，划分分析性和综合性表述没有明确的客观标准。

波普尔（1934年）提出了对于接受或拒绝综合性表述的标准（即表述与真实世界是否一致）的另一个重要批判。波普尔说，无论综合性表述在真实世界得到多少次证实，我们都不能排除相反事例最终会出现的可能性。例如，“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说法可能会被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一种黑天鹅所证伪。科学家不能证实一个理论，即证明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科学家只能临时接受一个理论，同时认识到它可能被证伪，即被一个新发现的与之矛盾的经验事件证明是错误的。在随后的一本书（1969年）中，波普尔坚持认为，科学研究的最佳方法恰恰在于一系列可能永无止境的“提出猜想和证伪”。换句话说，科学家提出假设后，不是寻找经验证实（经验证实总是会被推翻的），而是寻求反驳。证伪的过程激发和指导科学家们寻求更好的假设，这有助于科学的进步。

在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等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影响下，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经济理论领域被摒弃。

根据库恩的说法，科学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可以细分为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在“常态科学”的每个时期，一个特定的观点（范式）被普遍接受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理论体系，能够解释日益增多的现象。然而，常态科学的这种增长过程伴随着反常现象的积累，这些现象要么是无法解释的，要么是需要许多的特殊假设。反常现象积累到最后就产生了“科学革命”，即提出了新的范式，这标志着常态科学新发展阶段的开始。在这一阶段，研究的进行不会对基本范式质疑。

库恩并不认为不同范式的更替遵循逻辑的顺序，也不认为在此过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他认为对不同的范式是不能比较的，每一个范式都构成了解释现实的关键，每个范式都基于一组特定的简化假设，其中有些假设是隐含的。任何范式都不能涵盖整个宇宙的所有细节。严格而言，说地球绕着太阳转或太阳绕着地球转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宇宙中没有固定的点。这两个假设中的每一个都需要选择一个固定点作为研究宇宙的参照点，或者聚焦在宇宙的某一部分，这部分相对于其他任何的固定点都是持续运动的。因此，由于地球和太阳都在太空中移动，哥白尼和托勒密的学说只能是两种用简单术语来解释现象的理论方法。我们也许还记得，早在公元前3世纪（早于托勒密近5个世纪），萨摩斯人阿里斯塔克斯已经提出了日心说的观点：可见，范式不一定以线性顺序相互更迭，一种范式可能在失去关注很久后又占据主导地位。

库恩提出“科学革命”，更多的是在描述不同科学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要提出科学家行为的规范模式。与库恩不同，拉卡托斯采取的是规范性态度（1978年），他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提出一套针对批判和建构理论（消极和积极的启发法）的工作规则，关于一组特定问题的最基本的理论构成了“硬核”，用于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础。围绕在硬核周围的许多辅助性假设构成了“保护带”，对保护带的调整、修改可消除研究纲领与经验事实的不一致。只有当明确地认为科学研究纲领已经在“退化”的时候才会放弃它，因为此后继续坚持此纲领似乎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因此，拉卡托斯认为接受或拒绝科学研究纲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是有明确客观标准的判断行为。

按照上述理解，拉卡托斯的观点与费耶阿本德在《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1975年）中提出的方法并无太大差异，只是相较而言，前者不如后者激进。费耶阿本德强调要对不同的研究方法持开放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也提防绝对化地运用自己的座右铭：“怎么都行。”他批判存在绝对真理标准（更确切地说，接受和拒绝理论的绝对标准）的观点，认为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之间的理性辩论是可行的。显然，在为不同观点辩护时，不应该使用基于个人的世界观的判断标准，而应去理解和采用竞争对手的观点，并试图从内部批判它。因此，科学辩论的程序类似于常见的法律诉讼程序，即控方律师和被告律师各自提出支持其立场的论据。

费耶阿本德的观点被麦克洛斯基（1985年）稍做改动后引入了经济辩论。麦克洛斯基谈到了一种科学辩论的修辞方法，这种方法拒绝用简洁的、单维度的标准来评价理论，相反，它强调理论的相对说服力所起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理论辩论的价值，其主要思想在于：我们需要包容不同的世界观，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理论方法。按照这种理解，上述的经济学的修辞方法可以追溯到亚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