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谈996和异化：城市新穷人不是经济穷人，是意义贫困 | 专访

新年以来，“内卷”和 “996”的焦虑还未解除，围绕工作的舆论氛围，又随着拼多多员工猝死、被开除等事件变得更焦灼而复杂。不管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还是已在职场默默工作的老手，似乎都意识到奋斗叙事的失效，开始发出更多质疑和困惑的声音。

我们想从愤怒和沮丧情绪中，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更深入理解问题本身，如何在日常基于自身主动性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直面更难的问题：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工作的意义，什么是好工作。在这样的诉求下，我们找项飙老师谈了谈，希望寻找一些解释力和方法，来帮助回答关于“工作”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强的

“被工具化”的感受？

项飙：

为什么大厂不用平均工资和平均工作量，多招一些人呢？

拼多多事件之后，我稍微关注了一下某些互联网大厂里的工作情况，发现了一个我不太能理解的现象：为什么大厂的劳动强度会高到这个程度，但同时薪资也高到这个程度？难道公司就不能多雇几个人，每人少付一些钱，以更加常规的方式去工作吗？

这样的模式会形成一种很强的招聘市场中的竞争，让年轻人都向往这份工作，但只有少数人能被接收。大厂又会给这些少数人多派超额的工作。所谓“3-4-5”，3个人干5个人的工作，付4个人的工资。一个人的工资高出平均水平一点，工作量却接近于平均水平的翻倍，为什么大厂要这么做？为什么不以更加常规的方式（平均工作量、平均工资）来完成工作量呢？

我有一个假设和猜想：大厂这么做的原因，很重要的考虑是控制。这个体制的设计，包括把工作时间拉长、工作人数减少，单纯地靠工资高来吸引人，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竞争状态。大家到了工作岗位后，肯定是不加反思地、一根筋地去干活。同时，人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少了，也变得更加容易控制。

看起来打工人是和其他打工人在竞争高薪的大厂的工作，但他们真的是在和别人在竞争吗？A和B竞争者根本不是关键，关键是谁设置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即这个激烈的竞争局面和让少数人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这种工作状态是为什么大家会有那么强烈的“工具人”感受的原因。当时间压迫性、强度压迫性太高，就会出现“异化”“被工具化”的强烈感受。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有缓冲，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不用觉得工作是人生的意义基础。现在整个就把人压扁了，压扁成工具。

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下，人是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这是感到“被工具化”的重要原因。

对于工作，

我们可以做哪些自我反思？

项飙：

“工具”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工具人”这一概念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因为它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很重要。从韦伯开始，大家认为现代性、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的基本意思是，你在做事的时候，手段和目标是分开的，但不一定是对立的。你对如何达到目标、采取怎样的手段，有一个理性推理过程和设计过程。韦伯认为，最早的资本主义积累不是为了钱，而是把积累过程当做手段，比如“辛苦工作是靠近上帝的一种方式”。

从韦伯的角度看，中华文化里是没有工具理性的。在儒家文化里，做事情本身一定要直接应对终极目标。这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经商是没有文化地位的。文人会选择做官，能够按照儒学的思想对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管理，或者说对人性进行反思、对百姓进行教化，这是直接达到意义的。

但是着眼欧洲整个工艺的发展，对工艺、技术、工具使用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他们对工具理性的掌握，至少在操作意义上非常强。日本人日常生活里，出去随便爬山、走路，一定会全副武装，换上专门的帽子、手套、衣服，一套东西针对一套目标。

直观上讲，对工具的重视确实是整个现代社会、现代经济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虽然也说“必先利其器”，但这是日常生活智慧，而非安身立命的原则。这是最早的工具主义的意思，即“工具”不一定是完全负面的概念，但需要思考能怎么样把它重新激活起来。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城市新穷人”，他们不是“经济穷人”，而是“意义平穷”

他们感觉到的意义贫困并不是他没有意义，反而可能相反，他需要自己做的事情直接达到某种意义。但这可能是误区，一个人做的事情不可能直接有“终极意义”。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年轻人本身的错，而是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结构里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