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船工讲述京杭大运河的变迁：我的运河我的家

　　陈寿泉，68岁，杭州内河航运公司退休职工，一生与京杭大运河相伴，船上生、河里长，婚宴摆在船舱里，小家安在运河旁……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大运河的时代变迁，虽已花甲，可是与大运河相关的人与事，他仍能娓娓道来。

　　前几天，秋高气爽，我突然间有了坐船游运河的念头，说走就走，拉着老太婆就往家附近的水上巴士“和睦站”方向奔，一路走一路听她唠叨：“在运河上过了一辈子，如今还要专程去看，怎么还不腻的？”

　　自我祖父那辈起，京杭大运河就是他们赖以谋生的地方，更是我出生、成长，又养育我的子孙后辈的家园。我看了它一生，总也不厌倦。

　　童年时，家在运河之上。

　　1946年，我出生在嘉善的一条船上。船儿是摇篮，我便在运河波浪的高低起伏中渐渐长大。到了六七岁，我已是父母行船时的好帮手，水浅时帮忙拉纤，水深时帮忙摇橹，虽然年纪小，也能举起七八尺的长竹篙，撬动船只缓缓离岸。

　　那时候，我们一家八口都靠运河生活。我的父亲母亲，用一条载重20吨的老式航驳船帮人运输货物，终日在运河上奔波，挣得微薄的报酬。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渴了喝口运河水，馋了便抓河里的鱼虾和岸边的螺蛳来吃，夜晚则挤在狭小的船头，听着河水拍打船身的声音入眠。

　　都说“世有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运河上的船工，三面朝水，一面朝天，夏天的阳光能把人晒掉几层皮，冬天的寒风又直往骨头缝里钻。越是恶劣的天气，我们越要守在船上，确保货物不受损失。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成立拱埠合作社，1960年改制为内河航运公司，将运河船工收编，我们才找到了组织和依靠，向朝不保夕的生活告别。

　　青年时，家在运河之畔。

　　18岁那年，我也如同父母一样进入航运公司，成为一名轮船驾驶员，以后我又成了家，爱人小我3岁，同是船工人家出身。

　　我们的婚礼，也是在运河上举行的。那天下午，父亲把船停靠在大关桥同福酱油店外的河面上，在空出的4个船舱里摆上4张八仙桌，邀了亲戚朋友来做客。从那以后，宝庆桥华光桥河下25号一间租来的13平米小屋，成了我们的小家。出了家门，便是大运河。

　　1979年5月，有位外地的朋友来杭游玩，以河对岸的大王庙造船厂以及旁边一片乱石堆场为背景，在我家门前为我们拍了张全家福。那时的运河，纯净而质朴，有一种原生态的美。照片我保留至今。

　　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活在运河边成了一种灾难。来自工矿企业和沿岸居民家的各种污水直排入河，河面垃圾遍布，河水五颜六色，散发阵阵恶臭。一到夏天，大家宁可闷在屋里摇扇，也绝不打开门窗通风。

　　老年时，家住运河近旁。

　　如今，每天傍晚，我从位于小河社区和新南苑的住所出发，步行约5分钟来到运河边，一边散步一边观赏河岸风光。近年来，随着政府对环境整治力度的加大，特别是全省开展“五水共治”以后，运河水环境的变化翻天覆地。

　　今年6月，得知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在即，我们夫妻二人重回1979年拍全家福的地点合影。如今，它的对岸为“乾隆御码头”，再往左是著名的运河景观“富义仓”。照片中，运河依旧，而我们已不复当年模样。

　　在运河上当了一辈子船工的人，即便已退休多年，也不能忘记河上的滋味。所以几天前，我执意拉上老太婆，从和睦站到紫荆港，从紫荆港再到武林门，又坐船将运河好好游览了一回。习习秋风中，我在轮船的鸣笛声中细数河上每一座桥梁的名字，以及河边每一个埠头曾经的功用，引得船上的游客纷纷前来倾听。开水上巴士的年轻人说，老人家，您讲得这么好，好给我们当导游了呢！

　　“哪有导游自己掏钱坐船的？”我家老太婆还不忘唠叨。而这时我拉住她悄悄说到：“老太婆，以前我们的工资加起来才几十块，现在退休金一共将近六千了，该花的钱不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