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数亿修到独龙江公路 因路尽头住4千多人

　　花数亿元修路，只因为路的尽头住着4000多口人。

　　这到底值不值？

　　路通了，当地人要经历怎样的空前变革？

　　据说这是世界上最难走的一条路。

　　地图上，它在云南、西藏与缅甸交界的那个弯弯的小角上。把鼠标拖住，放大，再放大，才能看到短短的一条弧线。

　　可只有坐在每一个螺丝都拧紧的越野车上，才能发现那96公里路不是弧线，而更像一圈一圈的螺丝钉。有人统计，其中有一段23公里路，足有400个转弯。

　　没有公路前，这条路人背马驮要走3天。有了公路，还有半年时间大雪封山。

　　它是唯一的路。

　　从土路到公路，它等了50年。从公路到开通隧道，结束半年封山，又等了15年。

　　这条紧紧贴在悬崖边上，最窄处仅两米多的公路，大胃口地“吞”掉近10亿元人民币。

　　这一切是因为，路的尽头住着4000多口人。那里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独龙族唯一聚集的地方。

　　因为有了路，这个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民族一夜间从原始社会跨进社会主义，纷繁的外在文明冲撞着这个古老的乡村。

　　这个被公路拥抱、唤醒的村庄，终于样子笨拙、步履蹒跚地开始拥抱外面的世界。

　　从独龙江到北京，走了16天

　　在昆明繁华的市中心，独龙族人、云南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李金明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从独龙江到北京，走了16天。

　　那是1982年7月，他参加中考后在家等录取通知书，但过了两个多月也不见消息，直到10月底才传来口信说：“考上了，叫快去上学。”

　　他沿独龙江边步行三天，再爬山四天，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高黎贡山来到贡山县城才知道，自己被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录取了。

　　从贡山县城坐两天的汽车到怒江州府，从州府坐四天的汽车到昆明，再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才到北京。他到达学校时，同学们已经上了两个月的课了。那张录取通知书在年底大雪封山之前才到独龙江。半年后，大雪融化了，路通了，家人把它转寄到北京，第二年9月他才收到那张迟到的录取通知书。

　　4年里，他没有回过家，也仅收到过两次家里寄来的钱，一次60元，一次80元。

　　再回到家时，全村人都围着他，“坐火车什么感受？真的可以不背吃的就上路？”尽管他坐了好几天硬座，晕车很难受，可还是像“酋长”一样权威发布：“飞一样出去，睡一夜就到了。”

　　当很多独龙族青年都希望像李金明一样，拽着马尾巴往外走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恒却足足做了两年准备，租了两个省3个县的64匹马，找当时的省委书记从“烟草大王”褚时健那里批条子，备下200多条烟，上路了。

　　独龙江乡是东亚物种多样化的“中心舞台”。按独龙族人的说法，手抓一把起来，就有20多种植物。因为半年封山，国家对独龙江冬季植物物种研究“一片空白”。

　　从县城，马队走了3天才到达独龙江乡。这个当时61岁、见多识广的科学家还是被眼前的“原始社会”惊呆了。

　　村民不洗脸、不洗澡，使用独龙语，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物，相信有鬼。一条七彩独龙毯，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子，偏远的村子甚至不知货币为何物，只有物物交换。

　　这里绝对的“平均主义”，给村民发烟，漏掉了吃奶的娃娃，大人会很生气。她给一个村民20元钱，村民转身拿这张纸币给孩子擤鼻涕，扔掉了。村民好酒如命，随手摘下树叶当酒杯，无醉不归。

　　村民煮“针还扎嘴”的蜜蜂给她吃，她教村民用粉笔点豆腐，教全身上下只有牙齿是白的娃娃们洗脸，教孩子们第一次用蜡笔画画。

　　8个月后临行时，独龙江来了100多人为她送行，几十匹马驮运标本，村里的娃娃们舍不得她走，都不起床，躲起来。

　　在那条“神仙都不愿意走的路”上，马驮着她又走了三天，因为路太崎岖了，她从马上摔了下来。回到昆明去医院一检查，竟然断了三根肋骨。

　　对植物学家来说，一生能发现一个新种，就不虚此生了。李恒在她1344页的《高黎贡山植物》中，宣告了这里特有种植物88种201属。

　　出山后，她呼吁：修条公路吧。

　　我们不是乞丐，不是来讨钱的，我们是来看亲戚的

　　多年来，死在这条路上的，不光是累死的几百头骡马，还有李金明的两个哥哥。当过巫师、很有文化的二哥在修村口的路时掉下悬崖，死了。他的三哥，当马帮跑运输，死在路上。

　　有人这样记录：在贡山县城通往独龙江的65公里人马驿道，骡马和背运工像一条缓缓流动的的传送带，把冬春两季半年之内的物资一斤一斤地运输进去。在县城几角钱一斤的洋芋，到了独龙江加上运费要合3元多。在那崎岖的路上，每年都有摔死的骡马尸骨在堆积……

　　解放以来，政府直接间接用在独龙族村民身上的经费，每人每年平均在25万元，但独龙江依然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

　　只有修路！

　　可为什么修路，独龙江才4000多人，搬出来不就完了嘛。这成了几十年的老话题。

　　独龙江乡老乡长、贡山县老县长高德荣曾与专家辩了10年。他斥这种观点是“屁话”：一个祖祖辈辈的民族聚集地，岂能随便舍弃。

　　一名地方官员说，若不是独龙族人的世代固守，脚下这1994平方公里的莽莽森林，97.3公里的边境线，也许早就成了无人之地、无主之地。一旦4000多人迁出，需要派驻多少边防力量啊。

　　现在的独龙江乡，即使最深处，有房屋的地方，屋顶上就插有红色的国旗，在边境地区，这等同于主权的宣示。尽管很多不识汉字、不会写“主权”二字的独龙族人，可能从未意识到他们与国土这个宏大概念的具体关联。

　　有环保人士说，修公路就要炸山，美丽的高黎贡山的原始生态会被破坏，“修独龙江公路，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可村民们渴望路。乡政府旁边的柑橘挂果了，分到每户人家，需要十天半月，最后果子都烂了。乡里传达一个消息，半个月都递不到话。

　　1993年3月，国家终于决定要修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的乡级公路了。

　　可路怎样修，光勘测单位都换了好几家，崇山峻岭，每勘测1公里，工作人员要走20公里。施工条件艰苦，施工队换了一茬又一茬，工程修修停停。

　　6年后，投入一亿多元的96公里独龙江公路终于修通。结束了最后一个民族不通公路的历史。可这条路，差不多用了每公里一个生命的代价。独龙族人为修路，也有9个人葬身在路上。

　　通车那天，绝大多数独龙族人第一次见到了汽车，有老人摸着车灯，说眼睛又大又亮，还有人把酒浇在汽车头上，割下青草献在车顶上，敬奉这条“神龙”。

　　通车10年的运输量，比过去60年人背马驮运输的总量还大，但山体滑坡、岩石风化频发，公路常常被阻断。这条路通了14年也修了14年，而且半年封山的历史仍然没有改变。

　　修路，还得修路！

　　因为半年封山，贡山县的两会，只能放在夏天开，被笑称是“全国最热的地方两会”。

　　曾到北京数日蹲守财政部找钱修路的独龙族人“老县长”高德荣，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每次上北京都随身携带一张布质独龙江乡地图，见到人就掏出来抖开，讲个不停。

　　他说，“中国那么大，独龙江那么小，上面很难了解我们的情况”、“独龙江大雪封山，但观念不能封”。

　　2003年两会上，不足1米6、瘦小的高德荣对温家宝说：“总理，请给我们修路，请来独龙寨做客。”这个抢着发言的男人让许多人印象深刻。当他隔年再次赴京参会时，不少人问他：“你们独龙江的路修得怎么样了？”

　　路修得不怎么样，连省委副书记也照拦不误。

　　2007年11月，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第一次进独龙乡就半途而废了，当晚大雪封山，车队陷在山顶的雪暴之中，只能退回，山路磨坏了8个轮胎。

　　当时的独龙江乡年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7成村民还没用上电，处于整乡整族深度贫困状态。后面的8年里，李纪恒5次进独龙乡。

　　终于又要修路、修隧道了。2010年开始，云南对独龙江乡实施“整乡推进、整村帮扶”，总投入10多亿元。

　　干了10多年扶贫工作的云南省扶贫办沪滇合作处处长牛涛，都记不清出入多少次独龙乡了。他说，光帮扶的材料就42公斤。

　　为了找上海要资金、要技术，他一年出差上海17趟、常常就在机场过夜。可见了西装革履的上海人，这个藏族汉子大声说：“我们不是乞丐，不是来讨钱的，我们是来看亲戚的，独龙族不是你们同胞吗？”

　　刚刚贯通的隧道成了孩子的生命线

　　当24岁的武警新兵刘强听说要去独龙乡修隧道时，他还是第一次听说“独龙族”三个字。他百度了一下。

　　可现实远比百度出来的复杂。他一待就是4年，感觉在独龙江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了几十年前。

　　现实的隧道24小时在作业，不停地冒出问题。第一个“拦路虎”就是隧道“开口”，83米厚冰碛堆积体沙层，涌水便成流沙，一挖掘就会瞬间坍塌。光“开口”，就开了半年。

　　施工中，常有一两吨的大石头落下，瞬间把机器压成“变形金刚”。一次山体突发大破裂，100多万方的塌方瞬间倾泻而下，厚达4.5米。

　　隧道内涌水量大，“最大时相当于10个标准游泳池，工人们都要穿雨衣作业”。

　　冬天，混凝土只有在5摄氏度以上才能凝固，冷得发抖的工人不得不烧锅炉给混凝土循环加热。

　　还有一次大雪崩，吞没了整个厨房，差五六米就要掩埋整个营地。

　　在这个东北小伙眼里，这里比老家还冷，晚上要盖两床被子，还得蒙着头，不然就变成“圣诞老人”。

　　因为封山半年，“大白菜不是一棵一棵地吃，而是剥开一棵，一层一层地吃”。因为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很多人出现头发脱落、指甲翻卷、牙齿松动等高原病症。

　　封山期，有人病了，部队派了直升飞机，可因为连日天气不好，飞机数次不能降落，所幸这位病人自愈。

　　更难熬的是心里的“空”。官兵们第一年养了5头猪，猪感冒了，就给猪烤火。还有人养了狗，半夜，那只狗舔了哪个战士的脸，就会被认为是“最幸福的人”。看到“像穿了白袜子”的独龙牛、山里串门的猴子，战士们都会高兴好几天。

　　这支部队数年前也修建过西藏的墨脱公路，摘帽中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县的历史。可比较下来，因为交通不便和半年的大雪封山，大家一致认为，独龙江公路的修建比墨脱更苦、更难。

　　3年没回过家的刘强，第四年春节回老家了。一直以为他在“四季如春的七彩云南过得很好”的父母，偶然打开了他的电脑，看到图片里比4层楼还高的雪崩，快掩埋了电线杆的大雪，跟卡车差不多大的滚石，挂着冰碴的棉被，两个老人眼泪直往下滚。

　　2014年4月10日，央视直播这条全长6.68公里的隧道贯通，刘强的父母眼睛都不敢眨，盯着电视，找儿子的身影。可惜，镜头里没有。

　　几架摄像机对着两边的隧道，还剩最后5米贯通时，官兵们紧张极了，生怕在全国人民面前，炸开后发现两边偏差好几米。

　　200公斤的火药安设在高黎贡山山体内。13时28分，最后一炮轰出1300吨石土，两边仅错开3厘米。大家长出一口气。

　　隧道刚刚贯通，鞭炮、火药的味道还没散去，当天下午独龙乡一个烤火不小心睡着的女孩大面积烧伤，刚刚贯通的隧道成了孩子的生命线。“再晚12个小时，就活不了”的孩子在北京得到了救治。如今，她在家又看上了最喜欢的《熊出没》。

　　这条年轻的隧道、公路，很快就承载了超过以往50倍的运输量，源源不断的物资运往独龙江乡。这个千百年没有铁具的民族，迎来了成吨成吨的钢筋水泥。

　　路变化很快，可人变化很慢

　　1068个黄白相间、屋檐弯弯、貌似木头实为水泥的新安居房建造了起来，独龙族人告别了茅草房。

　　独龙族人王世荣的家，用上了大理石的茶几，玫瑰花图案的沙发、窗帘。一个开小卖部的村民，家里还贴着林志玲的画。80岁的老人学会了用上海人援助的电饭锅。每人每年分到370斤粮食。

　　这个援建方案，不知道改了多少稿。上海专家曾为独龙乡设计的房子有很好的厕所。可村民告诉他们：我们祖祖辈辈没用过厕所，不需要。最后，图纸改了，修成公厕。

　　云南扶贫办的牛涛说，扶贫工作做得越久，越发现尊重当地人的想法是重要的工作原则，无论他们的想法多么奇怪。

　　如今独龙江乡成了怒江州最富有的乡镇。别的乡镇都有些羡慕独龙族的“独”了。

　　可变得最慢的是人。以前独龙族人每天上午11点才吃早饭，现在，上午9点村里便会响起起床广播。5年来，云南抽调了118人次进驻独龙江乡帮扶，对村民们从怎样上厕所、怎样洗澡、怎样扫地、怎样种菜开始“培训”。

　　独龙族人也常三三两两聚在小卖部，晒着太阳，用独龙语规划未来“蓝图”，比如他们要禁止卖瓶装酒了，因为玻璃不能分解，“山神会不高兴的”。偶尔，他们也开玩笑，嘻嘻哈哈地憧憬着：以后人来多了，你当驾驶员、我捞鱼、他卖洋芋……

　　有些变化，独龙族人自己都不能察觉。据新华社报道，一位叫毕珍兰的妇女成为独龙族历史上第一个卖菜的人。山外来的帮扶干部在当地办起蔬菜大棚，菜种出来了却找不到人卖，因为独龙族没有经商的文化。后来，干部找到毕珍兰，让她去试一试。

　　“她背了一背篓菜到街上，菜不摆开，也不招呼人买，下午把一篓子菜又背回来了。”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帮扶干部李发朕生动地介绍了毕珍兰当时的生涩。

　　最近大家说得最多的是，几个独龙族人上电视了。有人笑，一个文面老人被安排去昆明见“习大大”，因为从没坐过汽车，一路晕车，不得不“很不争气”地中途到县城输液。

　　还有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文面女，在见“习大大”前，临时“培训”怎样上飞机、上厕所、坐电梯，怎样走地毯不摔跤。

　　见了习大大，没说一句话，也没得到一个镜头的乡长一直被人嘲笑，“太胆小、没见过世面”。

　　这个春节，也是独龙族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大雪封山的春节。

　　在贡山县城读小学的王燕玲，第一次回独龙江乡过春节。往年，在县城读书的独龙族孩子，只能在暑假回家，在亲戚家、学校过寒假。

　　这个双子座、喜欢TFboyd的女孩说，她还是更喜欢外面的世界。

　　在贡山工作的独龙族人李金荣，今年也是第一次回独龙江乡过年。他在“独龙老乡”微信圈里写道：“我们回家了，老赛开勒罗尼穷能阿肋秀。”(独龙语：回家过年的感觉真好)

　　就像这个水里有点点茶味道就够了

　　李金明不久前也回了趟独龙乡，他感慨回家的路“太快了，快得不习惯了”。

　　他主张修路，却反对开发。

　　每次听到有人说“独龙族多么多么落后”，这个瘦小的学者都跟人急：先进与落后很难区分，独龙族没有一个人饿死，大山里到处是宝贝。文化没有落不落后之分，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

　　戴着插有羽毛帽子的李金明说，独龙族一步从原始社会过渡过来，关于他们的发展，要多听听他们的声音，也要让社会批评的声音存在，不能让一种强势的力量，“一脚就碾过去”。

　　尽管这个在云南社科院15层大楼里工作的学者，看起来似乎“唯物得很”，可一进村，就像换了一个人。像小时候一样，他相信神的存在：路过拉索桥、悬崖、古树，他会祷告不要让人掉下去。他甚至相信“没有偷东西的人，手放在油锅是不会烫伤的”。

　　他眼见着路快捷了，可过去的村子越来越远了。如今，村子里有戴着头盔酷酷的飙车少年，有生意不错的台球室。婚礼上，年轻的姑娘不再穿着七彩的独龙服，而是穿着白婚纱。年轻人学会了照相时，伸出两个指头比划v。随着外地人的增加，部分道路旁边的门也会上锁。

　　在他看来，“要命的手机让年轻人更远了”。他小时候，一有事，全村人聚在一起商量，甚至用短木棍投票的场景，再也没有了。

　　独龙江2004年开通手机信号时，每次只能容纳15人同时通话，第16个人需要走路4公里去找信号。如今，这里通了4G。

　　他很理解一个人封闭太久后那种对新空气的渴望。就像小时候，马帮进村子放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大家都听不懂普通话，可很快，孩子们都在森林里挖起了地道，当上了“好人”。

　　他担心独龙族的文化会一点点消融掉，变得只剩下“博物馆意义”。

　　上世纪90年代，他曾借录音机、照相机，找村里的老人讲故事，留下了40多盘磁带，因为没有经费，这些珍贵的资料至今没有转化成数码资料。

　　他端着碧螺春茶说，担心也没用，我们能做一点算一点，“就像这个水里有点点茶味道就够了！”

　　植物学家李恒后来也数次背着糖果、香肠进独龙乡，她发现，孩子们不愁吃喝了，鞋子多得穿不完。

　　独龙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教育，有些出去的人不再愿意回来。

　　有媒体报道，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2008年曾在独龙江做过调研，她雇了雄当村村支书陈永华为向导。让她没想到的是，一进陈家家门，陈永华的老母亲就拉着她的手，请她帮忙寻找自己的小儿子。

　　陈永华的弟弟在昆明读完大专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母亲太思念儿子，逢人就问。赵教授为老人家录下视频，并请学生放到网上。1个月之后，居然找到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独龙人也在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但需要时间去适应现代的生产方式与生活节奏。”赵丽明说。

　　这些年，贡山县政协副主席丰卫祥一直在做一件事，在独龙江乡寻访健在的纹面女，为她们拍照。

　　丰卫祥一共找到了68个文面女，其中包括李金明的母亲金妮。如今，这些照片编成了书，可送书时，很多人都不在了。

　　“前年还有38个文面女，到去年就只剩31个，现在只有28个了。”每当有文面女的家人来派出所销户口，大家就特别难过。

　　有人推算，十来年后，中国最后的文面女也将成为历史。

　　李金明还记得在北京读附中时，为准备一个节日，他们每天在烈日下训练三四个小时，看到一些女生中暑昏倒了，体弱多病的他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千万不能给独龙族丢脸啊。”

　　如今，没有在电视上露脸的独龙江乡乡长，一直耿耿于怀，他希望能拿到和习大大的合影。

　　最近，“老县长”高德荣得了严重的骨质疏松，走在翡翠般碧绿的独龙江边，显得更矮、更小了。曾有人和高德荣开玩笑：“你个子不高为什么还姓高呢？”高德荣笑着说：“我站在高黎贡山上，为什么我还不高？”

　　穿着牛仔裤的86岁的李恒，每天仍然去办公室工作，去年，她获得了国际天南星植物学会的最高荣誉奖励。她说，“科学没有止境，人类连玉米都没研究透呢”。

　　这个世界上不超过一万人能听得懂的独龙族语的山歌常常在高黎贡山山头响起：

　　我们在树林子里唱过的歌，

　　被虫子写在树叶上了；

　　要想反悔呦，阿哥

　　去问问那写字的虫子……

　　独龙江村子之间都通了水泥路，只有一条路没有水泥，路边的野花在怒放，手掌模样的藤蔓四处延展，它通往墓地——那里埋葬了8个战士，墓碑没什么样式，粗笨的椭圆形，它们距离国境41号界碑很近，8个人中有的就是为修路死的，最小的仅18岁。

　　墓地是前几年修成的。一次，边防派出所的所长在回独龙江乡的客车上，遇到了隧道工程指挥部的一个处长，两个不相识的男人没说太多话，所长问处长要了10吨水泥。

　　几个月后，这10吨水泥全部变成了墓碑。这时，距离最早的一个修路的战士牺牲，已经几十年。记者从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