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卢作孚眼中的民生公司
当年卢作孚先生曾亲自写了一篇关于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文中提到：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当中。
当年卢作孚先生曾亲自写了一篇关于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文中提到：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当中。我亲切地经历过，再亲切地写下来，应该有如何沉痛的感觉！
民生公司产生于十四年重庆嘉陵江上游五十二海里的合川，选择其着手的事业为航业，正是在扬子江上游一般航业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扬子江上游分为两段，宜昌至重庆为一段，重庆至宜宾为一段，有航业不过十几年，但已经过了极其复杂的发轫时期，发展时期，极盛时期，过剩时期，而进入了衰微时期。在这十几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看重一时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下游的基础，有计划的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因为内地一时的不宁，中国旗轮船日减，外国旗轮船日增，中国人所有的轮船，亦几乎无不挂外国旗。有一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挪威、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在扬子江上游初有航业的时期，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由于轮船的不足，运货商人争先要求运货的迫切，运货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几乎一只轮船一年可以赚回一只轮船，所以若干有力量的商人为了荣誉，为了利益，为了自己运货的便利，都欲经营航业。一个轮船公司的经理，业务主任，会计主任，一只轮船上的买办，都欲私自经营航业。所以航业以极短的时期，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但是一到过剩时期，则一切都过来，货物不够运输，船东争放运货，运费放低以后，货物仍不够运输，仅装少量货物往来，收入不够开支，甚至不够轮船上燃料的开支。重庆宜宾间的各公司，了相互竞争是各公司致命打击，而约定轮船轮流开行。但是这样一来，轮船停歇的时候，远多于航行的时候，收入仍不够开支。而又因为一般采用买办制度，在有利的时候，一切管理放松到不能过问的程度，等到亏折太深，积重难返，不可爬梳。大多遂陷于股本折完，负债无法，以至于转相卖船，其情势相当紊乱，尤其是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
这就恰是民生公司开始经营航业的时候，当时我同一位发起的朋友，从重庆调查了所有的轮船公司和所有的轮船后，认定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以加速其失败；遂决计经营短短的嘉陵江重庆合川间新辟的航线。一般轮船公司是以货运为主，是不定期航行的；民生公司应以客运为主，试试定期航行，以便利往来的客人。在上海与各船厂研究了两个月，订了一只长七十五英尺，宽十四英尺，深五英尺，吃水较浅，专任客运的小轮，并订了Bontz厂的体重轻轻的一对九○匹马力的柴油引擎。十五年夏季，这只小轮完成了，取名就叫“民生”，冒着洪水的，驶入了扬子江上游。初秋天气，开始在合川重庆间开航，数月之后，相当受人欢迎。
正当大家感觉便利的时候，江水低落，水浅到比轮船吃水更浅，估计至少一年有五个月以上不能通航，公司的同仁都很焦灼着；这只轮船一半成功却一半失败了！不得已立刻为它觅求枯水季节的适宜的航线，遂向重庆下游重庆涪陵一段试航，这时这段没有其他轮船航行，客人不如重庆合川多，但兼有货运，可以维持过冬季，同时决计加造更浅水的轮船，期于终年能够行通重庆合川一线。
民生公司因为最初发起于合川，股东以合川人为最多，其投资大半是为了朋友关系，而非为了事业关系；并非有了认识，而是为了尝试。募股欲到五万元，收股不到八千余元，事情既经决定了，不能等待，即刻开始订船。当时一部分股东听着过去若干轮船的失败，很怀疑新造的轮船的成功，尽管约定了投资，却想看看轮船或竟看看航行再行缴款。上海方面，轮船造成了，却须先汇款去，乃能接收过来。这个困难，很费踌躇。反复商量，只有借贷可以解决。但是那时还没有可以抵押借款的财产，在未经借款还款以前，亦未确立其在市场上的借贷信用，所仰赖的只是创办的几个同仁的自信和相互依赖，所需款额遂从多方面的个人关系或事业关系转相借贷而来。
为了证明发起的几位同仁的要求，不在利益，而在事业，所以自行负起主持事业的责任，任总经理，一位幼时的老师陈伯尊先生，及一位同学龙君任协理，彭瑞成君、陶建中君分担事业各部分的责任。报酬都订得非常低，低到总经理月薪不过三十元，协理月薪不过十五元，待遇较高的到是船员，而非公司负责的人员。这时四川正是防区制最有权威的时候，每一防区的军人，都欲积极改善其所占地域的设施，争先恐后，罗致人才，民生公司的几位负责人亦常受周围的诱劝，待遇五至十倍，地位在当时自然是高于一切，但是大家希望凭借这一桩事业，作长时期的试验，所以始终没有一人离开，一经集合了，就不容易分散，不仅是一时，事明，一直支持到了今天。
民十七年另一只新轮开到重庆，重庆合川间每日有船往来了；机器厂同时开工，修理无复困难。民十八年为兼应渝涪、渝合二线的需要，又购得一只比“民生”稍大的、已造成的浅水轮船。曾以三只轮船全体船员之努力，办得两线每日都有船开。由涪到渝，由渝到合，系上水，船行各需整日；由合到渝，由渝到涪系下水，船行各需半日；可以一整日由合经渝一直到涪，各以三日往来二线，三只轮船轮流往来，遂办到每日都有船开。在江水枯落渝合不易航行时，亦曾以一只轮船试航重庆宜宾间，所得不是利益，而是一种认识，从此认识航业整理之愈感迫切需要了。
民十八年善后督办刘甫澄先生，感觉到航业整理的需要，再三要我任川江航运管理处处长，商量了两个月，推辞不得，请他准备了一位最好的副处长，约期半年，半年期满，即办移交，就任在一度调查后，愈知中国籍的轮船公司无不危在旦夕，遂决定第一桩事，请求军事机关扶持航业，兵差必须给煤，给费。如果只用船舶装兵的时候，须让轮船公司在轮船下面装货；军人搭船，必须购票。严格维持码头秩序，使客人和货物上下轮船，均感便利。又促成外轮和华轮相当合作，维持运费；在内战发生时，拨一部分外轮加增的运费，救济华轮因兵差而引起的意外损失。最后促起华轮在宜昌重庆间，及在重庆宜宾间，各自联合组织成为一个公司，以期结束竞争，节省开支，即在轮船过剩，业务萧条之情况下，亦能继续。
但经半年的努力，盼望军事机关帮助轮船公司的，完全办到了；盼望外轮帮助华轮的，亦相当办到了；华轮本身究太散漫，各公司各有其特殊的困难，盼望其联合帮助自己，却不易办到。半年期满，辞职未得，遂请假到各省考察去了。回来的时候，决辞了川江航运管理处的职务，但与许多朋友研究扬子江上游航业的问题，皆认为关系于四川对外交通和未来的开发，非常重要。其垂危局面，不容坐视不救。每一个公司都感受了经济上极大的困难，不是共同联合起来可以解决的，于是决计将民生公司由合川移到重庆，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增加资本，接收必须售卖的轮船，或合并可以合并于民生的公司。
民二十年先与重庆宜宾间各公司商量，加入民生共同经营，将所有轮船估价移转，为偿清其债务，需要若干现金即交付若干现金，其余作为加入民生的股本。这个运动开始不到一年，重庆上游即合并了七个公司，接收了十一只轮船。其中三只枯水季节不能航行重庆上游，航线遂转而延展到重庆宜昌，尝尝重庆宜昌间的更大的困难。这时另有重庆上游的轮船四只，经另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纷乱的重庆上游局面，遂成为两个较有组织的公司。民生仍以极大的努力，劝此另一个公司完全合并，三年之后，都并入民生了。
民二十一年，进一步整理重庆宜昌间的航业，在半年内接收了七只轮船，合并了四个中国轮船公司，接收了一个英国轮船公司，航线延伸到了上海。第二年和第三年又接收了宜昌重庆间的三只轮船，合并了三个中国轮船公司，购买了太古沉在水底的轮船一只，美孚停在上海的轮船一只。第四年又接收了美籍捷江公司的轮船五只。这时除了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法商聚福及华商招商、三北而外，差不多没有旁的轮船公司了。
战前公司主要的业务是在上海重庆间，换言之主要是在这一线的两端，不在中间，对日作战以后，江阴了，上海割断了，公司的业务即什九被割断。一部分担忧的人们认为：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完结了；我的感觉，却恰相反，认定：“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那时自己正在南京帮助中央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的时候，告诉民生公司的人员：“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这个期望，公司实践了。四川需要赶运四个师，两个旅到前方，公司集中了所有的轮船，替他两个星期由重庆、万县赶运到宜昌。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的工厂撤退。民生公司的轮船即以镇江为接运的起点，协助撤退。接着又从南京起，撤退的人员和公物，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从芜湖起，撤退金陵兵工厂，从汉口起，撤退所有兵工厂及钢铁厂。第一期运一万两千吨，两个月间完成了，第二期运八万吨，分为两段，集中扬子江上游轮船，担任宜昌重庆一段，集中扬子江中下游轮船，担任汉口宜昌间一段。这时除这八万吨以外，还有的全部，学校的大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间工厂的大部，通通需要内迁，其总量又远在八万吨以上。
武汉失守后，大批人员与物资从宜昌撤往大后方四川，民生公司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难以想象的代价。
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我恰飞到宜昌，看着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我才商由船舶运输司令部召议“停止交涉”，以便“办理运输”。
因为扬子江上游还有四十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于是估计轮船四十天的运输能力，请各机关据此分配吨位，各自选运主要器材，先行起运。至于何轮装运何机关器材，由我帮助分配。各机关完全表示同意。于是开始执行，效能提高，不止加倍，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一位朋友晏阳初君称这个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其紧张或与“敦刻尔克”无多差异。二十四只扬子江上游的中国轮船中，只有两只不是民生公司的轮船，外国轮船亦有数只，但因中立关系，只运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东西，中国轮船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三十元至三十七元，其他公物只收四十余元，民间器材只收六十余元到八十余元，而外国轮船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却收三百元到四百元，即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
因为扬子江上游滩险太多，只能白昼航行，于是尽量利用夜晚装卸，因为宜昌重庆间上水至少需要四日，下水至少需要两日，于是尽量缩短航程，最不容易装卸的，才运到重庆，其次缩短一半运到万县，再其次缩短一半运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尽量利用所有的力量和时间，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
两岸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敌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