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人◆葳漪专栏】谢谢你！海顿爸爸
海顿作品所展示的是最为典型的“古典模式”——平衡、客观，韵律中保有纯粹的美感，这正是古典主义的内涵。
1809年5月，维也纳被隆隆炮声包围，拿破仑的军队正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征服着这座音乐之都。
77岁的海顿卧病在床，静静地，等待着死神。这时，一名法国士兵受拿破仑之命来到海顿家里，谦卑地说“尊敬的，我将在这里为您站岗，以免您受到不必要的打扰。”
这个例子正说明了海顿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这位长得比较抱歉，无法代表颜值的老人，生性幽默，才华横溢，作为古典主义鼎盛时期第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家，他被冠以“交响乐之父”和“弦乐四重奏之父”。
由于海顿对其他音乐家的帮助和鼓励，使得他们心存感激，很快，他赢得了“海顿爸爸”的称号，在他的后半生，他一直在音乐界被这样尊重。
海顿的作品所展示的是最为典型的“古典模式”——平衡、客观，韵律中保有纯粹的美感，这正是古典主义的内涵。他深深地影响了贝多芬和莫扎特，在贝多芬早期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海顿的影子。1790年，莫扎特首次见到海顿，这之后他们交往渐深，莫扎特将自己最好的六首弦乐四重奏献给了海顿。
今年是贝多芬逝世190年，于是，在今年的国际音乐节上，爱沙尼亚指挥大师帕沃·雅尔维执棒德意志不来梅室内爱乐乐团在上演了四场音乐会，囊括了贝多芬从维也纳时期、创作成熟时期到创作晚期的经典作品。德意志不来梅室内爱乐乐团是世界顶尖乐团之一，帕沃·雅尔维更是被授予过“年度艺术家”和“年度指挥家”。10月22日、10月23日，10月25日和10月26日，他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是古典音乐爱好者的盛宴。
了解古典音乐，个人推荐两本书。一本是音乐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系主任余丹红2003年出版的《音乐之门》，从乐器、乐队到音乐本身，读来并不艰深，全都是基础知识。
另一本要格外推荐的，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孙国忠的著作《向交响乐传统致敬》。这本文集中，一半以上的文章都属于乐评，尽管乐评不是音乐学论文，但作者的文章依然应该具有学术底蕴。这本书中的乐评既不是报道演出过程与幕后花絮的“新闻稿”，也不是陶醉于个人抒情的“听乐”，而是有音乐史蕴意的论说，有品位的赏析。孙国忠还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背景，艺术感觉与评论指向也更敏锐独到。
《向交响乐传统致敬》中的音乐导赏、录、书评、剧评与纪念性文章也都开卷有益。今天我们能沉浸在美妙的古典音乐中，线多年前的海顿。
想当年，莫扎特对海顿说：“爸爸（莫扎特一直这么称呼他），你对外面的世界没什么概念，而且你几乎不会说外语。”“噢！”海顿回答，“我的语言全世界都能听懂呢。”
翻阅自己学术性写作之外的论说音乐的文字，我的第一感觉是欣慰。这种欣慰并不是说对自己的文字有多么良好的感觉，而是重读这些文字让我愉快地回想起这些年竟也看了那么多精彩的演出。亲临现场的听乐、观剧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这虽与我的职业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个人的“爱乐”和艺术兴趣的内在驱动。抛开“教授”和“音乐学家”这样的职称与专业称谓，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爱乐人”。
人们通常将爱乐人理解为音乐圈之外非专业的音乐爱好者或乐迷，我却不这么看。“爱乐”就是热爱音乐，“爱乐”不分专业和业余，热爱音乐的人也无所谓“圈内”和“圈外”。恕我直言，我觉得有些所谓的专业“音乐工作者”似乎并不那么“爱乐”，因为在音乐会现场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真正热爱音乐的人，除了在家里用音响设备大量听唱片外，应该有很高的热情去现场聆听音乐会，因为聆听实况演奏的音乐是一种更直接、更强烈的音乐感受，这种艺术感染力和直击心灵的震撼是其他任何录音手段与音响设备所无法替代的。在许多次的音乐会现场，我发现踊跃参与、热情高涨的音乐会受众的主体不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而专业的乐迷大众。每每身处这样的情境，我都会感到一种困惑：究竟什么是“音乐圈”？到底谁是“圈内人”？
温如柏（Robert Winter）教授是我曾求学的大学（UCLA）的老师，著名的贝多芬和舒伯特研究专家，在“音乐表演实践”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他每年都会来上音。温如柏教授每次来沪期间，我都尽可能安排时间陪他去听音乐会，而每次的音乐会欣赏都会引发我们对一些有意思的话题的探讨。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东方艺术中心听音乐会，中间休息时，话题刚刚打开，温如柏教授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You really love music”。听闻此言，我心中自然欢喜：知我者，也。
讲到老师，讲到爱音乐，必须要提到已故的谭冰若先生。每一位曾得到过谭先生指导的学生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那就是他深挚的“爱乐”之情。“音乐是一定要听的，只有从实际音响中才能真正和音乐作品的特征及其艺术意义”。先生多年前的谆谆我一直铭记在心。
如今，我也是以此来要求我的学生。谭先生所说的这种“实际音响”包括听唱片和去现场听音乐会两个方面，但他显然更强调亲临演出现场的音乐。谭先生本人就很喜欢看演出，从不放过任何一场好演出的欣赏机会，他还会想办法搞票让学生去看。谭先生这种发自内心的对音乐的挚爱和走进现场看演出的热情，对谭门（包括杨燕迪、陶辛和我在内）的影响很深。
我开始在教学与研究之余动笔写作音乐会演出评论是近几年的事，促使我写这样的文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到一些报刊的热情约稿，二是自己看了精彩的演出后的确有表达听乐感想和贡献乐评的愿望。毫无疑问，如今上海的音乐会演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讲，都是先前不能相比的，若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日益丰富、活跃的音乐生活自然期待着更多优秀的乐评。
正是由于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大都市近年来音乐生活的蓬勃发展，我才有了积极融入城市音乐生活和写作音乐评论的愿望和热情。我认为，在目前上海乃至全国的主流报刊尚未形成专职音乐评论家——或专门聘用的音乐评论家——机制的时候，“学院派”的音乐学家兼音乐评论家应该当仁不让地介入社会音乐生活，用自己的爱乐热情和音乐学识写出有深度、有见地、有品位的乐评。
这本文集中，一半以上的文章都属于乐评，字数有多有少，这与文章原先的、的版面及约稿要求有关。从我个人的意愿来讲，我自然乐意写作有一定长度的乐评，因为这样才能以自己的视角及切入点比较充分地表达对相关艺术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尽管乐评不是音乐学论文，但我认为这类文章依然应该具有学术底蕴。我理想中的好乐评绝不是报道演出过程与幕后花絮的“新闻稿”，也不是陶醉于个人抒情的“听乐”，而应该是有音乐史蕴意的论说，有品位的赏析，有见地的。当然，每个乐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学术背景，艺术感觉与评论指向也不一样。但是，观察敏锐，见解独到，评述精当，言词大方，想必是优秀的乐评共有的品质。文集中所收入的22篇乐评，可以看作我对这类文体写作及“理想文本”的探索和努力。
乐评之外，文集中的其他文章比较“杂”。这些文字的呈现，也反映出这些年我对“音乐学家”身份的思考及相应的写作状况。我认为，“学院派”的音乐学家首先要搞好自己的“主业”——持续进行音乐艺术的深入研究并不断提升研究的学术层次，同时还要关注、重视院墙外的社会“音乐脉动”，为音乐普及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方面，音乐学界的先贤钱仁康先生和谭冰若先生是我们的好榜样。钱先生一生撰写的大量“音乐赏析”文章和谭先生逾千场的音乐欣赏，曾激发了无数人对古典音乐的兴趣，这其中的许多人现在已是水平很高的资深乐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