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人 奴 性 的 演 变 历 程

　　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懦弱，毫无创造力。

　　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异族的，不敢起来；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缺乏尚武和进取气质。

　　凤凰历史：“国民性格”是大家很熟悉的词，好像什么坏事都有它的份，从反日砸中国人的车，到在埃及神庙上刻字，都引起对国民性的讨论。您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是什么？中国国民性格最大的缺陷是什么，有何表现？

　　张宏杰：关于国民性格的话题历来众说纷纭，甚至有没有国民性格都是讨论的话题之一。国民性格这个词并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人首创。这些老外罗列了许多感性的词汇，比如“”“迟钝”“”“精明”“”“不精确”……，用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这些描述失于杂乱感性，其中许多还自相矛盾。

　　梁启超最先系统总结了他认识的中国国民性。他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异族的，不敢起来；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缺乏尚武和进取气质。梁启超的思维焦点很清楚，他所总结的这些，都是长期在中国人身上留下的与现代文明不适应的烙印。梁启超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国家，中国人就要从过去的“老百姓”变成“现代”，要培养起国家意识、公德意识武。

　　张宏杰：其实现代过程中遇到国民素题，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现象。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也纷纷痛批传统日本人、事不关己、自利，那声调听起来和梁启超们如出一辙：“人民……一切只，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终日惶惶唯恐沾染，哪有心情去考虑和议论！”在韩国等其他后发国家，对国民性的讨论一度也非常热烈，韩国人也曾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劲、最没希望的民族，许多知识都提出了国民性方案。“国民性”，似乎是大部分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凤凰历史：认为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不肯半渡而击，结果打输了，是一种“蠢猪式的”，但是您的书里认为这却是一种贵族，为什么这么说？

　　张宏杰：《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说是宋国与楚国打仗，宋队列好了阵，楚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已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之余，不鼓不成列。）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毛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语录，叫做“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由于这一最高，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成为全体中国人都知道的著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的诠释。

　　张宏杰：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钱”的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储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了武士的。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国（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的“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凤凰历史：这种贵族什么时候开始被“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所取代？为什么贵族在中国很快就而在欧洲却形成传统保留下来？

　　张宏杰：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礼让。

　　直到宋代苏轼的《宋襄》，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当然，历代宋襄公的言论以毛那句名言为登峰造极。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其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

　　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内心世界。

　　张宏杰：好在大量的文学影视使我们对欧洲的贵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许通过援引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的祖先，因为贵族社会的一些原则是一脉相通的。如果我们感觉宋襄公时代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过于古奥，那么，打这么个比方，也许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俘虏，不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也是要摆好战场之后，正正地对攻。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骑士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作战勇敢，不得怕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量。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英法战争期间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在英国人的军营中就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直到被赎回为止。

　　这岂不正是我们嘲笑了几千年的“宋襄公”？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骑士，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为什么贵族在中国很快就而在欧洲却形成传统保留下来？很简单，因为欧洲的贵族社会一直存在到中世纪之后。制度的出现，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的贵族社会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而中国的贵族社会在公元前三世纪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比早消失了两千年。这对中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稳定性。英国大贵族往往能存在几百年。1764 年，约翰·道尔利普尔估计，大约50 %的英格兰地产是根据旧的财产继承制代代相传的。百年之后，法国学者希伯利特·泰纳访英后总结：“多数古老的地产是借助长子继承制保存下来。”

　　凤凰历史：您在书中写到了汉代能当大官的知识一般精明而滑头，比如几个同事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办，但上了朝，一听的口风不对，马上就有人同事来讨好。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汉代以后知识越来越依附于，在面前争宠？为什么先秦士人能保持人格的？

　　张宏杰：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征战不休，但是却是、、多元的。一个知识在这个国家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感觉这个国王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施展。现在他没的选择了，他只能生活在一个之下，他没有了逃亡的。

　　如果说秦始皇的是“诛身”的话，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诛心”。

　　元光元年，汉武帝召集全国著名学者在长安开会，讨论帝国的思想文化问题。大学者董仲舒说，现在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觉没有主心骨儿。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武帝欣然接受。显然，格式化全国人民的大脑，是这个控制欲极强的强人乐于做的。

　　这一决策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只有秦始皇建立制度和隋炀帝发明科举制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竞争，杜绝了思想进化的可能。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终止了发育和生长。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鹰变成了鸡。从汉武帝开始，直到晚清，几千年间中国再没能出现一个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张宏杰：先秦知识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权威，也没有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不惧，潇洒绝尘。

　　而汉代知识的性格与先秦士人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独尊儒术”，许多大学者成了汉代的。匡衡、张禹、翟方进、公孙弘等人都“以儒居宰相位”，就是说，因为学术地位高当上了宰相。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精明而滑头。一举一动，都为了既得利益，不怕别人的冷嘲热讽。（“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比如公孙弘，他“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凭着这张“文凭”当上了公务员。入朝之前，他摆出一副铁骨铮铮的架势，动不动就几句朝政，由此获得了知名度。进入以后，却很快“成熟”起来，以“曲学阿世”而闻名。每次召开御前会议，他都顺着心思，附合的决定，不肯原则。有时候，几个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办，但上了朝，一听的口风不对，他马上就同事，讨好。（“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因为这样两面三刀朋友，他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么级别地位，想清清静静做学问，汉代也不是一个好的。汉武帝允许你思考，但是只许用一种方式思考。“独尊儒术”否认了认识的无限性，圈定了思想的范围和方向。汉代知识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思维，缺乏个性和创造性。他们把孔子当成了顶峰和终极，汉代知识都“好褒古毁今”，奉孔子之言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终生囿于章句之学，老于雕虫之术。

　　凤凰历史：一个日本人发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看不起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您认为古代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最大的不一样体现在什么地方？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的国民性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张宏杰：这话听起来刺耳，细一想确实如此。如果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尚武。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的“注”中就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这样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我们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象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我们再来看看侠义。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的最灿烂的时代。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对“平等”两个字甚至达到了的程度。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沦为的附庸。春秋时代的侠客们天马行空，法律规范，只于自己的。而《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却个个自称“罪民”，以向规则为荣。第四十五回钻天鼠卢方初次见到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春秋时的侠客傲视王侯，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而《三侠五义》第四十八回写五鼠面见宋仁，这些英雄好汉见到，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身”与一，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类宠物式的命名，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如同洗后的天空，高远而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的原创力不再，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蓬勃，气象。其风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浑壮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和生活化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的。”

　　然而宋代以后，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以诗写得象唐或者象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诗坛，没有一点和冲动，没有一点情，甚至没有一个真表情，除了纳兰容若外，居然没再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张宏杰：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了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既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厚黑学和民间造假术上的进步。

　　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和一个变质罐头的差别，或者说是石墨与钻石的差别：虽然同是由炭原子构成，性状却已经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技术发展史。

　　制度是世界上最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和利益，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技术就是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失去力，以利于它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

　　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

　　唐太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终于把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正是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的国家，的原则是恐怖，的目的是平静。”（孟德斯鸠《论法的》）

　　因此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凤凰历史：近代以来，梁启超、鲁迅、胡适都呼吁要国民性，您认为他们提出的方式有用吗？您如何评价国民性运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张宏杰：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柏杨、龙应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中国人的劣根性，认定中国人身体里有一种难以治愈的“过滤性病毒”。报刊上，关于“国民性”的案例和报导每每引起全体中国人的热烈讨论。当然，也有人说，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是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对中国人“殖民”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们的殖民。不论如何，“国民性”已经成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词汇，殆无疑义。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只有彻底挖掉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鲁迅、柏杨、龙应台，一代代精英杜鹃啼血，反思、、痛骂甚至国人的劣根性；从梁启超、陈独秀到胡适，各派知识们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方案；从孙中山、蒋介石到，一代代者更发起多次运动，或者“训练”，或者强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一闪念”，试图塑造一代全新的中国人。可惜，迄今为止，梁启超沉痛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还鲜活地扎根在社会深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这反映出的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成功，或者说现代化的久而无功。

　　张宏杰：从梁启超到鲁迅，国民性问题仍然被简化为一个社会人人的问题。似乎只要人人痛下决心、自新、告别旧我，即可成为一代新人。个人与社会本来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个人的行为固然会影响社会，社会更有力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然而，从严复、梁启超直到鲁迅、陈独秀，始终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影响，而且把它绝对化。这种“单向决”思下的思想，其实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另一个变种。当1916年到来之际，陈独秀仍然满腔热忱地向国人呼吁，人人“从头，”。“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进而“以新国家，以新社会”，而使“民族更新”。几个月后，李大钊也向中国青年发出了自觉再造的呼吁：悟日新之旨，持佛门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而先再造其我。弃之我，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

　　是清末以来“新民”说、“激进主义”“彻底解决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思想手段运用到了极致。谁都不会怀疑用心之良苦。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今天为止，国民性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某些方面似乎还有所退步。梁启超说过：“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

　　张宏杰：梁启超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国家，中国人就要从过去的“老百姓”变成“现代”，要培养起国家意识、公德意识武。这个任务，现在还没有完成。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一个重要是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利用。

　　的失败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变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础，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摧毁传统的“除旧布新”运动，毋宁说是一个将传统资源利用的“推陈出新”过程。或者说，文化只可能在旧的基础上升级换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间全盘更换。

　　胡适是以主张全盘西化闻名的。他说，“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然而，胡适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指中国旧有的一切。他说，全盘西化只是一个方向，凡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全盘西化努力的结果，必然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因此，在1919年年末，胡适发表了《新的意义》一文，开篇即提出了“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他说，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科学与的成分，比如清代的考据学，就常科学的学术方法。中国先哲提出的“实事求是”，也是不会过时的思维原则。因此，德先生和赛先生并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来品”，它们完全可以成功地嫁接在中国这棵文化大树上。因此中国的文化基础，是要以现代人的观念，来“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使中国获得新生。在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氛围中，胡适出人意料地提出“整理国故”，这反映出胡适思想与众不同的深度。

　　与胡适的思相类似的，是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的领导者一直对传统文化抱有。他们都有意识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的正面部分。孙中山多次说，必须去掉中国大地上的“陈土”。不过同时他也认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忠孝是极为宝贵的资源，恢复这些品质是国民性的重要方面。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也认为中国国民性的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发扬优点是国民性的重要切入点。他说，中华民族“爱和平，尚忠信”，“忍辱负重，明廉知耻”，“重感情”，“勤劳刻苦”等等，都是我们的“天性”，“德性”。“礼义，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这是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格言。败退后，蒋介石要“中国文化”，并要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为已任。这一决定的背景，一是要扫除日式教育遗存的需要，二是的刺激。因此，社会的发展中，并没有经过“”式的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一环。人的性格与面貌因此与人呈现出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