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观 阅读刘涛：“总攻”的女性经济学

　　从“贤妻”为“总攻”，刘涛用了16年。16年过去，刘涛从《外来媳妇本地郎》（2000）里的上海媳妇，变成了《欢乐颂》（2016）里的上海CFO，这当然是一场“选角”的胜利。然而，以电视为媒介，刘涛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它透视出当代女性想象的变化她们不愿再将自己定义为男人的附属品，而是将自己命名为一种全新的性别气质。

　　何谓“总攻”？注意，这不是一个动词，更不是计划经济时代新闻标题里常见的“向工程发起总攻”。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亚文化名词。要解答什么是“总攻”，首先要解答什么是“攻”。最初，“攻”是一个BL小说概念，它用来指称男男情侣中的主动方，与之相对的则是“受”。而“总攻”是把“攻”固定为一种日常状态，即对任何一个“受”来说，他永远是“攻”。可见，BL小说里的“总攻”代表着一种魅力十足的性别气质：主动、强势、尽在掌控、霸气外露。

　　然而，当“总攻”一词进入主流文化并成为日常生活用语，那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主流文化“收编”了。换言之，现在我们讨论“总攻”时，不是在讨论男男情侣，而是讨论一种全新的性别想象，尤其是从女性主体出发的想象。以刘涛在《欢乐颂》里所饰演的“安迪”为例，她就像BL小说的里的“总攻”一样，主动、强势、尽在掌控、霸气外露，然而，她是一个真正的异性恋，更重要的是，她在大都市高端写字楼里拥有一份高端的工作，海归背景，收入体面，浑身ARMANI，开保时捷。如此说来，“总攻”不仅跨越了性别的亚文化边界，更被赋予了全新的“阶级”意涵。

　　我们必须明白，当女观众为“安迪”欢呼喝彩时，她们不只是在欢呼她的强势人格，更是在欢呼她的经济能力。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如此强大的经济能力做支撑，“安迪”的强势人格也不会令人信服。其实，刘涛远不是孤立的个案，如此的女性“总攻”或许还有刘嘉玲、张天爱等等，而她们所饰演的形象（特别是古装形象）又是高度一致的。从“霓凰郡主”（刘涛，《琅琊榜》），到“武则天”（刘嘉玲《狄仁杰之帝国》），再到“张”（张天爱，《太子妃升职记》），皇亲国戚，非富即贵，无一例外。在今天，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一个贫穷的“总攻”会是什么样子，这很，却也很现实。而这种想象力的匮乏恰恰表明，我们已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皆资本。

　　从“阿朱”到“安迪”，刘涛的电视形象演变史被不断讲述着，并一遍遍地激励着当代女性观众，着她们对于“成功”的渴求。与此同时，电视荧屏外的刘涛更延伸了她的“总攻”形象：赛车、拳击、武术、跨界歌王，乃至成为乐视体育的新股东。从“明星研究”的视角看去，只有当一个演员（或歌手、模特）在文本内外的形象高度重叠时，她才真正成为了一个“明星”，她才真正具有了社会文化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刘涛崛起为“高龄偶像”绝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社会文化转型的结果：“总攻”对女粉丝的吸引力正在于，她不仅是“大女人”的别名，更是资本的象征。

　　然而，我们必须追问的是：为什么当代女性如此渴望“总攻”？事实上，这里的“渴望”有两个层次：交际与实现。一方面，正如每个“安迪”的身后都有“邱莹莹”、“关雎尔”，她们需要这样的榜样，更需要这样的朋友。在《欢乐颂》中，开车接送上下班、经济纠纷调解、突发状况处理等生活疑难，都是由“安迪”一手解决。“总攻”拓展了女性关系的可能性，她让“姐妹情谊”（sisterhood）更趋多元。更重要的是，如此男友力MAX的形象竟是一个优雅美丽的都市女性，这投射出当代女性对男性伴侣的深深失望。怪不得女观众会惊呼：万千男人还不如一个“安迪”实用！另一方面，在“攻”的前面加上一个“总”字，是让“攻”的对象变得模糊泛化。进一步说，女人们试图“攻”的不是具体的男人或女人，而是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具有意味的性别态度。因此，在当代女性向的文化语境之内，“总攻”的定义应当被重新修正：不为谁而“攻”，只为自己而“攻”。这种自主、供养、对自己负责的生活状态，才是当代女情萌发的前提。

　　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从前，女性的爱情想象无非两种要么是灰姑娘，等待男人经济；要么是简爱，等待男人变得贫穷。而现在，她们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变身“总攻”，让自己先富起来。